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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就是中国文人公知的劣根性。劳动人民日未出而作,日已落不息,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却养着一大帮统治者和依附于统治者的文人公知专门欺压自己,其勤劳、善良,无以复加,哪有什么劣根性?要说有,就是他们不到彻底路断望绝时,决不敢反抗。而这个劣根性,恰恰是统治者和文人公知所希望的,也是他们教出来的和逼出来的。据说外国的文人公知都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没有劣根性的,或者劣根性不很突出。但中国的文人公知就不然。根我观察,中国文人公知有五大劣根性。

一曰巴结权力。大约在孔老二之前,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需要用知识去巴结统治阶级来改变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到了孔老二,情况就不同了。据说孔老二是中国第一个民办教育家,当初的景况也不怎么好,靠吹吹打打给人办红白喜事过日子。他之所以办教育,无外乎是让自己和他的学生们都跻身到统治者的行列中去。这可以从他对樊迟的蔑视以及周游列国,到处兜售知识以求一官半职,并最终捞了个鲁国大司寇得到证明。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之流一番手脚,儒家思想成为官家正统,孔老二办教育的初衷得到强化。隋唐以后,实行科考制度,公开给文人公知读书做官开了正门。元代,有人便不加任何掩饰地高呼:“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公知的唯一追求就是读书做官。没有做官时,需要巴结权力进入官场;做官之后,需要依赖权力维护和扩大利益。因此,巴结权力便成为刻进中国文人公知骨髓的不变基因。

二曰固步自封。士农工商,最简单的莫过于做官当老爷。因为做官当老爷无需农民春种秋收的知识,无需工匠织布冶铁的本领,无需商人锱铢计较的技巧,更无需付出体力和脑力的艰辛,只凭动动嘴皮子,发发号令,就过得比农工商优哉游哉。而动动嘴皮子又只需懂得几句之乎也者就足够应付了。所以一心追求做官当老爷的中国文人公知,除了死啃几本四书五经作为敲门砖外,再也不愿接触一点其他什么新鲜事物,学习一点其他什么新鲜知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还以为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从骨子里瞧不起农工商。而一旦读了几句四书五经却又不能跻身官场,便会一无所长,吃饭也成了问题,只能象孔乙己一样,赊酒偷书度日,还酸腐地向小孩子卖弄回字的四种写法。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文人公知从中作梗,极力排斥。当西方列强用大炮将钟表、电灯、铁路、火车等打进中国时,他们竟然大骂奇技淫巧,魔法妖术,象瘟疫一样躲避。可见他们的眼界是多么封闭狭隘,思想是多么保守僵化,知识是多么残缺贫乏。

三曰好走极端。中国文人公知的固步自封,天下尽人皆知。可他们平日总是以中庸自居,其实中庸只不过是他们摆给老百姓看的一付不偏不倚的面具。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冲击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撕下这付面具,走向残暴的极端,杀起人来比一介武夫毫不手软,甚至更凶残。被人奉为文人公知典范的“曾剃头”,攻下南京城后的屠城比起此后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或许并不逊色。“五四”运动中及其以后,一向保守狭隘的中国文人公知们,突然象打了鸡血针一样亢奋起来,思想解放得再也不能解放了。外国的一切都先进得不能再先进,好得不能再好,连月亮也比中国圆。中国的一切都落后得不能再落后,坏得不能再坏,连筷子也比刀叉坏。到了今天,一些文人公知更是极端得只差给美国人舔痈舐痔,逢美必颂,逢中必骂。不知自己是炎黄血脉,还是高鼻洋种,硬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是劣等人,非要去给美国人做小妾不可。甚至配合共济会消灭数十亿“垃圾人口”的宏伟大业,企图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四曰刀笔杀人。中国的文人公知从来都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而是一帮杀人于无形的高级杀手。他们以一支秃笔作为杀人武器,凡是触犯过他们利益的人,上到皇帝,下到平民,他们无不杀戮。几个儒生拿了几本破书妖言惑众乱政,被秦始皇坑了人,焚了书,他们就完全不顾秦始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伟大贡献,骂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两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和朱元璋,因为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当政之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而不利于文人公知的政策,在他们的笔下,就成了无赖、流氓。对“康乾盛世”起过重要承上启下作用的雍正皇帝,只因革除了一些积弊而得罪了文人公知,也被诅咒为“暴君”。尤其是毛泽东,因为彻底颠覆了文人公知的特权,更是被他们攻击为天下暴君之集大成者,足足骂了四十年尚不解恨,还将继续大骂特骂下去。若有谁讲点良心,为秦始皇、刘邦、朱元璋、雍正和毛泽东说句公道话,就会象踩了狗仔窝一样,引来一片汪汪声,群起讨伐,赶尽杀绝。至于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西方“言论自由”,此时半点也顾不上了。

五曰鲜廉寡耻。中国的文人公知总是以仁义礼智信的卫道士自居,但他们却是一个最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最鲜廉寡耻的群体。平日里“忠君”不离口,甚至信誓旦旦,“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可是一旦大难临头就各自飞,投敌叛君。数次侵扰、统治中国的几个北方异族,如果没有汉族文人公知的勾引和投靠,是很难顺利打进中原来的,即使一时打进来了,也很难立稳足跟。这种毫无节操的叛卖,居然被他们披上一件件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诸如“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之类。到了日寇入侵时,还与时俱进地发明了什么“曲线救国”。而到了当代,所有以上这些无耻的辩解都不需要了,文人公知们反守为攻,居然创新出了“爱国贼”这样的词汇。此词一出,爱国无理,爱国有罪,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就顺理成章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和伦理道德的底线也就彻底突破了。天下还有比这更不知羞耻,更颠倒黑白的人和事吗?

丑陋的中国文人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