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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日本人 

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
–为中文版序
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 朱大可
“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它最初仅仅是一种勇气,而后就会生长为一种智慧,并且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尺。就精神层面而言,这无疑是最便捷有效的探查。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W·莱德勒、E·伯迪克所著,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并误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姓埋名,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了尖锐对比。当德国人为二战罪行向犹太人正式道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试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基于民族主义的兴盛,一些”愤青”对柏杨的态度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尊重转向轻蔑和谩骂。甚至知识界都开始展开对反思的”反思”,指斥其知识欠缺,无非是沽名钓誉的手法而已。虽然尚未达到燃灯鞭尸的程度,但用词之峻切,足以令人心惊。幸亏柏杨先生仙逝,否则,他是否也将面对”隐姓埋名”的可悲命运呢?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征”,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镜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权能。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藉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继台湾学者柏杨之后,香港学者孙隆基推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显示出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完备的学术理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中国学者共同制造了某种”边缘镜像效应”–从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必要反思。而在大陆的中心地带,反思者竟然杳无踪迹。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2008年5月
不断撞击与刺痛读者心灵的一本书
京都大学教授 会田雄次
在这个世界上,日本是一个”善”与”恶”两方面都比较突出的特殊国家,同时,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这种”特殊”,他们始终天真地–也可以说,是厚颜无耻地沉湎于”人类是个统一的整体”的幻想之中,坚信自己能够在世界上畅行无阻。以前的事情姑且不论,今天的日本,作为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世界第三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认为,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就成了日本国家的致命弱点。
于是,来自国内外批评的声浪日益高涨。不过,这些批评意见大都集中在爱、憎、偏见以及观念形态等方面,或者只是捕捉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已。其中,在南美洲那种纯粹的国际环境里生活了八年的作者,以他那敏锐且不受任何局限的目光,通过侨居国外的日本人之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揭露了祖国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可以说,唯有《丑陋的日本人》,才是谋求新的发展的日本人必须认真阅读并且应该铭刻于心的文章。
1970年11月
十五年后的来信
–新版第二版代序
高桥敷
“新年好!一别十五年。现在,日本的年轻男人们还是那么喜欢横冲直撞吗?”
我读着这封寄自地球对面–阿根廷的珍贵来信,禁不住陷入了沉思。这封信出自一位名叫芙萝拉的阿根廷女士之手,她现在已经是两个上学孩子的母亲了,在国内生活得似乎很不错。与她相识,还要追溯到《丑陋的日本人》刚出版的那一年。当时,大阪准备举办万国博览会(1970年),需要招募一批志愿者。芙萝拉,这位迷恋日本的可爱姑娘,是怀抱着到日本找位理想男友的想法应慕而来的。
“我的梦想第一天就破灭了。现在总算明白了,日本男人原来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男人!我得回去,还是在自己的国家找吧”。
我好不容易劝解住了泣不成声的芙萝拉,请她告诉我心情发生变化的原因。芙萝拉的回答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大清早,就像地震似的,数以万计的人 ‘嗷–嗷–‘地嚎叫着,拥向博览会的会馆。起初,我还以为是发生了暴乱呢,慌忙丢下工作,狼狈地逃了出去。原来,只是因为博览会开门啊。快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奔跑?跑在前面的全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们蛮横地把老人和妇女们冲撞到一边。”
她说,在她们国家也举行过万国博览会。开门之前,也有好几千人等候在门口。
“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奔跑,一如往常那样平静地走着。没有人会不顾体面地横冲直撞,趁机破坏公共秩序。而且,男人是决不会挤到女人前面去的,年轻人也决不会跑到老年人前面。如果有残疾人乘坐轮椅进场的话,其他人就会都随着他的速度往前走。”
她接着又说道:”我真害怕日本的男人。要是与他们结了婚,一旦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他们还不把我给抛弃啦!我讨厌那些不能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我讨厌日本人,很讨厌!”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向她做的解释,也不记得是怎么安慰她的了。不过,她那充满火药味的忠言,至今还令人不快地萦绕在耳边。
“那些行为异常、像田径运动员一样善于奔跑的小伙子们,要是十多年后成为父亲的话,日本社会的秩序可不就糟糕透啦?”
谈话当中,她以自己的工作为例作了说明。她在博览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如果陈列室的扶手损坏了,就由她负责提醒入场人员注意安全。不过,她说,要是没有日本人在场,那份工作就特别轻松。”这里危险,请不要触碰扶手!”一经她提醒,人们就会依次传下去:”不要触碰扶手,危险!”德国人传给印度人,印度人传给美国人,美国人传给中国人……然而,一旦来了日本人的团队,这种传递就会中断。不仅如此,要是来了三位结伴而行的日本高中学生的话,那就非得把同样的话对他们重复三遍,直说得你口干舌燥。
“虽然我们国家没有新干线,但是我也很满足了。我觉得,只要没有横冲直撞的现象就是最高度的文明了。”
当时,她丢下这句不愉快的话就离开了日本。如今,面对一别十五个年头的来信,我又该如何作答呢?我不想对她说:”不幸被你言中。”也不想对她说:”如今的日本已经成为友善之邦。”还是让我来重温一遍《丑陋的日本人》,追寻日本社会这么些年来的变迁,再慢慢地给她写回信吧。
《丑陋的日本人》这本书自昭和四十五年( 1970年–译者注)问世以来,已经经历了十五个年头。回想起来,在本书出版之初,发表对日本人的评论意见是不被允许的,我也由于受到了诸如”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等等非难和威胁,曾经数度隐名埋姓。另一方面,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全国各地成立了读者会,数千封读者来信给了我莫大的鼓舞。现在,冲绳岛已经回归,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书中所记叙的内容有些已经与现状不符,有些部分甚至显得滑稽可笑。同时,以”日本人”为题的书籍也出版了数百种之多,批评日本人已经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了。十五年,世事沧桑。可是,情况果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吗?不然,在”禁止发行”的十五年前与”批判和非难共存”的今天之间,人们的意识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也许这个”丑陋”得到了更为巧妙的伪装。”十五年前的书,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和以前一样有趣啊”,听到读者如此评价,我的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
在本书的新版第二版即将付梓之际,除追加了”序”和”跋”两个章节外,还对正文部分作了若干修改。
1985年12月1日
序言
今天,那些从国外旅行归来的日本人,在成田机场步下飞机舷梯时,还得意洋洋地侃侃而谈,说:”什么美国,什么欧洲,有啥了不起!只有我们日本,才是世界第一!”报纸、杂志也自鸣得意地推波助澜,国民们更是深信不疑了:”可不是嘛,电视机的数量也好,新干线的速度也罢,我们日本输给谁啦?!”
不知是由于傲慢,还是因为狭隘,或者出于无知,要么就是过于天真的缘故,总而言之,对于这种肤浅的妄自尊大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容忍的。
其实,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以”最优秀民族”自居的我们日本人是嗤之以鼻的,他们蔑视日本人,称之为低劣人种。更有甚者,许多外国人甚至偏激地认为,就连毋庸置疑的世界大都市东京,也只不过是当代最为庸俗的城市之一。
那么,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我劝诸位暂且不要动感情,还是先冷静下来读完我的这本书再说。
昭和三十四年( 1959年–译者注)春天,我作为美国宇航局太阳观测计划的一名工作人员,携家带口横渡太平洋,来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国际研究所工作。后来,作为旅居秘鲁的第一位日本籍教授,在秘鲁的中部大学讲授天文学课程。随后,又去了被称之为”日本人禁地”的委内瑞拉东部教书。在此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居住在国际公馆村,与同样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家庭,共同过着”国际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在每年四个月的学年休假期间,我们多次受到邀请,前往教授同事们的家乡,深入北美和欧洲的家庭,体验了他们家庭生活的氛围。现在看来,那段貌似愉快的国外生活,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度日如年,我痛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人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以及他们扭曲变形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最初接触西方文明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为自卑感所折磨,在他们看来,西洋人是那样地健壮、和善、活泼,发表意见时又那么风趣幽默。他们畅饮洋酒,品味厚厚的铁扒牛排和整只的烤鸡。他们有着惊人的旺盛食欲,把那些我们日常难以适应的食物一扫而光。城市和路边到处鲜花盛开,恋人们旁若无人地相拥热吻……遇到这样的情形,似乎就没有日本人的立足之地了。
但是,一旦日本人在他所旅居的国家度过最初的几周或几个月之后,很快便依然故我,大脑又被顽固的”国粹”思想所占据。只要他们稍稍熟悉了环境之后,即便是对于西方美丽的风光和雄伟的建筑,也会不以为然,总觉得外国的所有文明绝不可能超越日本。甚至会认为,外国人的日常起居,也远不如日本人那样勤奋利落。日本人了不起!只要愿意,我们可以把霞关大厦建得更高些;我们比西方人更能吃苦耐劳,创造尖端的科技成果也不就那么回事!就说女性吧,我们日本女人是多么娴淑温顺、富于献身精神!
我也不例外,在最初旅居国外的几年中,常常不分对象地四处介绍日本的”恬静”和”古雅”,在沙龙里向人们展示东京塔和”光”号电气列车的照片,在自家的大门口挂上太阳旗,甚至还挂过鲤鱼旗①。我想,那些满嘴鼓吹日本优越性的旅行者们,肯定是这个时期的归国者。
但是,假如他们有机会体验若干年”国际人”的生活,并且对西方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就不会再沉湎于诸如留意电视机的台数或者比较勤奋程度之类的表面价值判断之中了。
“我们东京塔的高度已经超过埃菲尔铁塔了!”要是日本人这样向法国人炫耀的话,那么,法国人则会嘲笑道:”非常遗憾,我们建造铁塔,既没有超过日本的必要,也没有那么一份钱。”
“我们是倾注着自己的生命在工作。”如果日本人如此自豪地向西班牙人宣称的话,那么,对方一定会不可思议地反问道:”那么,您又是怎么对待您夫人的呢?”
往往日本人最为憧憬的东西,却为西方人所不齿;而我们力图回避的东西,往往又为西方人所推崇。可见,日本人与”国际人”之间,在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社会意识”落伍”而造成的。
现在,我已经回到了祖国。那种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的热爱之情,那种对血浓于水的同胞眷恋之情,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远离过自己的民族,是很难理解这种感情的。在”回祖国去”这句话的面前,任何国外的地位、荣誉和友情都阻挡不了回国的脚步。我踏上了日本的国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为了把这本书奉献给我所挚爱的人们。因为,在明治维新百年后的今天,必须在日本呼吁发起一场”发现人类”的维新运动。
能够选择南美大陆作为这本书的背景,对我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情。我曾经居住过的国际公馆村,每户的国籍都不一样,彼此间结下珍贵的友谊。应该说,只有在这块”混血”的新大陆上,人们才能不受周围传统和习俗的影响,既能保持本国国民特点的完整性,又能获得作为”国际人”的某些特性。我坚信,那些依然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我指的不是那些在欧洲每每可以碰上的、得意洋洋的、 自吹为艺术家的、偏执的日本人,那种作为普通民众的日本人–只有在南美大陆上才能融入世界这个大的背景。
为了准确表达本书的意图,我不得不比较多地引用那些在国外辛勤工作、终于有所成就的日本人的言行,作为反省的素材。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熟人,也不乏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所以,煞费苦心地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同时还更改了一些地名。尽管如此,仍然于心不安,在此谨向给予我理解和鼓励的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多次帮助过我的已故伊东静雄的夫人花子女士,我的朋
友、社会学系教师中江申夫先生,以及为我提供过一部分资料的秘鲁宫里照相馆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还要向为本书出版而长期奔波劳碌的原书房社长成濑恭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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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鲤鱼旗:日本人用纸或布制作的旗帜,用于庆祝端午男童节。
第一章 跳出岛国
第一节 蜕变之旅
不同的欢迎方式
飞机缓缓地俯下它的躯体,刹那间沐浴在耀眼的阳光里。机翼下,凝重的安第斯山脉平缓地舒展着它那铅灰色的肌肤,在与湛蓝的太平洋相汇聚的地方,橙黄色的断层勾勒出了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与海水奔涌的白色浪花并辔而行。这两条线延绵起伏,有规则地重合、分离,再重合、再分离……放眼望去,在那水平线的尽头,晨光微熙,彩霞似锦。在这幅辽阔无边、壮丽非凡的全景立体图画中,喷气式飞机绕着克利斯托巴尔山顶巨大的”十”字架盘旋了一周。此时,观赏景物的视野更加开阔。飞机呼啸着,穿过尘土飞扬的天空,很快就降落在利马机场上。公元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也是揭示我的人性的一个黎明。
出于对异国的紧张和戒备,身体和心理都僵硬如贝壳的我们夫妇两人,步履艰难地步出了海关。”高–桥–先–生!”就在此时,人群中令人吃惊地传来了呼唤我的名字的声音。原来是系主任阿鲁贝尔特领着四位新同事接机来了,他们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了我。紧接着,又意外看到三位打着太阳旗的日本人,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于是,在机场就闹出了两种奇妙而反差十分明显的欢迎场面。
“美丽的夫人,欢迎欢迎。高桥博士,我们恭候您的到来!”
男人们晃动着他们高大的身躯,张开双臂,富有表情地寒暄着。
“我是司机,叫盖尔蒙。怎么样,这里优美的风景不亚于你们日本吧!希望您们在秘鲁生活得快乐,多得贵子。”
“我叫马科斯,法国人,来这里已经两年了。我已经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家。说起来还真有点对不起戴高乐总统(当时的法国总统–作者注)呢,目前我正考虑加入秘鲁国籍。”
“是啊,是啊,美酒,佳肴,还有漂亮的小姐……啊,对不起,夫人,请原谅。”
几位外国人轮流上前问候,尽量想让我们放下心来。接着,总算轮到我的日本同胞拘谨地前来致意了。
“我与先生素昧平生,在此恭候大驾,实在冒昧,敬请先生原谅。先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一路上辛苦了,想必一定很劳累吧!托老天爷的福,今天天气晴朗……对不起,忘了告诉您了,在下贱名××××,这是贱内。”
“您的研究发扬日本国威,为一亿日本国民所期待,也是我们四万日本侨民的荣誉和骄傲。进一步说,还将成为构建日本与秘鲁友好关系的基础。请务必竭尽全力,了此宏愿。”
三人中,那位年长者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远亲,他转过身来,改用西班牙语对阿鲁贝尔特先生说道:
“系主任先生,我谨以全体日本人的名义,恳请您务必关照高桥先生。同时,还希望先生以此为契机,增进对日本的了解。日本国民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国民。”
“好,好!”
粗壮如牛的阿鲁贝尔特先生一边挨个儿拍打着日本人瘦削的肩膀,一边笑言道:
“我确实收到了一位天皇陛下的臣民,那就让我们快去给天皇陛下发电报吧!哈,哈,哈!”
希望尽快工作
轿车悄无声息地停歇在街道旁的松树林荫下,树上悬挂着用日文写着”乌尼奥公园”字样的木牌。
“夫人,这是日本移民集资修建的公园。秘鲁虽然是个令人愉快的国度,但乡愁难免啊!以后您要是也想家了,就上这儿来走走。据说,公园里日本的景色应有尽有。”
我下意识地从车窗里伸出手去摸了摸松树的针叶,触觉软绵绵的,就像烂绒线头一样,全然没有针芯那样的锐利感,可谓悲矣!尽管如此,我对于司机盖尔蒙的悉心照料还是非常开心的。
“喂,风光介绍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是快点去大学和科学厅吧。礼节上的寒暄,从日本捎带的口信儿,讨论预算,阐述研究计划,整理行李……一大堆令人头疼的事情在等着呢。”
马利市很少下雨,雨天打伞的图片甚至都可能被列入年度十大新闻之首。那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城市如此湿润的空气又是怎么来的呢?郁金香和波罗迪亚①艳丽的色彩从路边跃入车内。我一边昏昏欲睡,机械地重复着”Yes”、”No”,应付着与旁边的人搭腔,一边打着英语的腹稿,准备对付即将开始的初次交涉。
“喂,目的地到了,请下车吧。”
我面色凝重地下车,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豪华宾馆。回首望望系主任,说道:
“现在还是上午呢,怎么来这儿了?快点,我们去科学厅吧,这怎么行呢!”
“No,你们先在这儿好好休息,消除旅途疲劳。至于上班和接洽,明天或者后天再说吧。明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十点钟,盖尔蒙开车来接你们,陪你们游览马利市容,他的午餐由你们负责解决。晚上六点到我的住处来,举行一个欢迎你们的晚会,校长也来。就请你们使劲儿空着肚子等吧。”
我仍然坚持,要求哪怕就是与大家寒暄几句也要去上班。系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以没有商量余地的口吻回答说:
“我们仰慕您渊博的学识,特地把您从日本聘请来,并且期待着您高质量的讲授。由于旅途的原因,现在您的精神和肉体都很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希望您不要给我们带来损害。”
———————–
①波罗迪亚:南美的一种植物。
决定命运的礼节
酣睡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被来访的铃声惊醒。出去一看,大厅里坐着十多位日本人在等我。
“幸亏来了,果然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啊。您作为一位来自日本的文化使节,既不去拜会大使馆,又不到日本人协会去露露面,却呆在这里睡大觉,您倒真是清闲自在啊。”
这些用我所熟悉的乡音唠唠叨叨的日本人,都是与我同县的老乡–当地同乡会的成员。
据说,早些年为了成立国际日晷观测所,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上田先生独自来到这里。他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安第斯山脉,然而,最后却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为了实现上田先生的愿望,现在,石冢等人正在魏特柏雅那山进行观测–作者注)。旅居当地的日本人都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没有遵守日本人社会的规矩所致。上田先生不仅从来不与日本驻外使馆联系,更让外务省官员恼火的是,他竟然公开在报纸发表谈话,说:”如果这项伟大的事业能够完成的话,其作用远比十位大使还要重要”云云。
“所以啊,来到这里之后,千万要安排好第一天的拜访,它将决定您所有计划的成败。”旅居当地的同乡们这样忠告我。
顺序
“已经耽误了的时间就算了,现在我赶快领您去大使馆吧。”
“可是,从飞机着陆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怎么交代呢?”
这时,日侨协会的文化部长矢野先生用力拍着巴掌道:”这样吧,我们就这样说吧!我是文化部长,理所当然要去机场迎接了。考虑到乡土关系,就去邀请与高桥先生同县的同乡会会长左左木先生同行。不巧,赶上左左木先生外出未归,在等他的时候,顺便吃了顿饭,这样一耽搁,就来晚了……”
我暗自庆幸,在前辈们的关心帮助下,总算可以顺利地开始办理进入日本人圈子的手续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乘上汽车,有关拜访顺序的争论还在热烈地进行着,我真是服了他们了。
“二等秘书有两位,先拜访哪位好啊?”
“会长与报社,究竟该把谁排在前面呢?”
“可是,某某某先生可是个实力派,千万别忘了!”
“这么说来,某某某某先生也算得上是位大元老啊。”
高效率的晚会
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我独自一人腰板笔直地走进了系主任家灯火辉煌的豪华客厅,却又旋即被差不多二十对夫妻的白眼赶了出来。然而,当我挽着妻子的胳膊再次推门而入时,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叫Greenhouse。所以,就把我家的房顶都刷成了绿颜色。我的专业是磁力线,因此,只要一进入妇女的磁场中,就会立即开始旋转。”
“我丈夫是负责警卫的奥尔登,一到晚上,他就拎着手枪在贵府四周转悠呢。托您的福,每天晚上我都很寂寞。”
“こんばんは(您好)、さようなら(再见)、げいしゃさん(艺妓)。怎么样?我的日语不错吧。我是单身汉多明盖斯,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是位可爱的姑娘。明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真是高效率的晚会。从文化部的局长、大学校长、教授同事、研究室的成员、行政人员,到勤杂人员、外国留学生、技师、学生会代表以及”飞行”参加的永武东大教授(为了参加南极会议,当时他正在赴智利途中–作者注)都受到了邀请。也许是因为从第二天起就要一起共事的缘故吧,所有应邀出席的人都偕夫人或恋人排着队,先与我的夫人,然后是我,依次一一轻轻地拥抱。他们尽量以简练的语言,争先恐后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这一点,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出席者都是东道主
“为日本,干杯!为高桥先生,干杯!”
食物有虾、馅饼、牡蛎和三明治等,虽说不是特别丰盛的酒宴,但也体现出东道主的一片盛情。人们手持菜碟围聚在餐桌边上,一边随意地交谈着,一边相互传递着菜肴。
“这种虾出产于毛利恩德,是用盐腌制过以后运来的。这样吃味道很鲜美。”
热情的朋友们在两旁不停地向我们作着说明。不过,却没有一个人劝我吃这个,或者不吃那个的。本来,正是为了请客人品尝才准备的那些食物,所以,应该不会有忍着饥饿而吃不到东西的人吧。不过,要是你按照日本的习惯随口说上一句”已经吃饱了”,那么,盛装菜肴的容器传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就不会再传回来了。晚会的出席者全都是东道主。
晚会上,各种职务的人不分席位,不拘场合,随意地碰杯,自由地交谈,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杂勤工的老婆”啪”地拍了一下文化部局长的肩膀,嬉笑道:
“赛留尔,好久没见了。啊,怎么变这么胖啦?”
也许,感到眼前的情形不可思议这件事情的本身,正反映了日本人可悲的陋习。在当今的社会里,尽管人们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内,身份和职务等级森严,而一到下午五点下班后,彼此就成了平等的朋友。这种情形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一会儿,当香槟酒的醉意如同鲜花的芳香一样在客厅里弥漫开来的时候,一对对情侣伴随着舒缓的乐曲,开始翩翩起舞,酒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舞会。我的妻子作为主宾夫人,面对频频的邀请应接不暇。当然,陪那些被妻子男伴所丢下的夫人们跳舞,则理所当然是作为男主宾–我的任务了。
“立场”之争
如今,在夫妻双双出席的宴会上,情形大致相同,所谓女人不能喝酒的”法则”是不灵的。宴会接近尾声时,校长夫妇也都已经微微有些醉意了。这时,被酒精烘托得面若桃花的校长夫人转身问道:
“高桥博士,您是普拉多总统派吧?”
校长夫人的突然发问,一下子吓跑了我的醉意,我只好凝神屏息,无以作答。
“岂有此理!昨天刚到的客人,知道什么’普拉多’还是’多普拉’的?”
马利奥事务长的嚷嚷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哄笑声,把我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不过,我很快就领会了校长夫人的良苦用心。假如夫人打算以”为普拉多总统干杯”的提议结束晚会的话,作为主宾的我如果恰巧是反普拉多派,岂不是感到很尴尬?因此,夫人就试探着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哦,普拉多派也行罢。”
可是,我的客气却是不合时宜的。
“喂,日本人先生,你被她迷惑了。普拉多是个坏蛋!”
工程师佩莱斯在一旁嚷道。
“在你们革命党人眼里谁都是坏蛋。”
“奥多利亚将军万岁!”
“胡扯,我是德国民主社会党。”
很快,会场就乱成了一锅粥。
“这样闹下去还有个完吗?干脆,我们就为各自的信仰干杯吧!”
文化部老办事员的一句话平息了纷争,大家随心所欲地为各自的信仰举起了酒杯。
“干杯!为阿普拉。”
“干杯!为多格尔。”
“干杯!为建立革命政权。”
“胡说!为驱逐革命分子!”
“喂,最后,让我们为秘鲁干杯吧!”
这个建议越过了国籍与政派的鸿沟,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和赞同,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提出了异议,那就是没有舞伴的秘鲁青年多明盖斯。他说道:”秘鲁对我来说是第二位的,我要把最后的干杯献给我最亲爱的西尔比亚!”
第二节 别了,井底之蛙
准点接待
科学厅长官布罗基先生是位惜时如命的人,即使你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一分钟,他也会仰天长叹道:”啊,你使我失去了六十秒的时间!不管您用什么办法,这辈子是无法偿还了。”简直令人无地自容。反之,对于那些遵守时间的客人,他是赞赏有加,一连声地夸你是”文明人”,是”智者”,竭尽溢美之词。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得与他打交道。对于具有”国际地球观察年”广告资助者身份的我来说,虽然身份是秘鲁大学的教授,但薪水、住房还是由科学厅提供的。换言之,我只是一名派遣人员而已。
看着布罗基先生名片上”理学博士”、”工学博士”的头衔,我从内心感叹道:
“这样专业对口的官员真不多见啊!”
其实,这种看法纯属误解。由于我在日本社会中长大,而这又是一个只重视学位、不重视专业学历的社会,误解的产生并不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不只是布罗基先生,在许多国家里,教育部长从来都是由学者担任,而建设部长则非建筑专家莫属。在日本的官场上,”算计”与”派系”是比学识更管用的武器。因此,类似医生出任法务大臣,选个女性当科学厅长等怪事,似乎是日本特有的闹剧。
为了做个文明的国民,我早早地离开了宾馆,比预先约定的十点钟早二十分钟就来到了布罗基先生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接待秘书在给我让座时,却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我看着全神贯注工作的布罗基先生,心想:他大概就要过来打招呼了吧!然而,这位布罗基先生,一会儿站起身与人交谈,一会儿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竟全然不理会被冷落在一旁而坐立不安的我。这实在太令人尴尬了,我禁不住焦躁万分,一个劲地佯装咳嗽,不停地净着嗓门。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当那只雕刻着安琪儿图案的古老挂钟”当,当,当……”地敲响十点的钟声时,布罗基先生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快步离开座位,迅速地理了理领带结,如同迎接几十年前的老朋友那样,满面笑容,就像做广播操那样双臂向后张开,大踏步地冲过来与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啊,欢迎,欢迎!我每天都翘首以待,等待着你的光临。我的好朋友–高桥教授,请,请到这边的房间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的谈话,准备了一点咖啡,快请吧!啊,今天真是令人高兴的日子!”
与日本截然不同
我对他说,咱们还是先谈谈研究计划和经费预算的事情吧。没想到,布罗基先生却大不以为然地摇起了头,道:
“还是先谈工作条件和宿舍的分配吧。否则,你要是说 ‘我不满意这样的住房,我要回日本去’,那么,就是商量好了研究计划和经费预算也白费啊。”
在一片送行的欢呼声中,我来到了秘鲁,并且发誓为了日本国的荣誉,哪怕葬身安第斯山也在所不惜。这不,他的轻松愉快与我的紧张心情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周休息两天,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他说,其中,礼拜日商店关门,汽车也不开动;另一天休息日则可以用于娱乐、购物以及约会等。另外,每年还有二十天的休假,也必须与上班一样严格遵守。
不过,我是日本人,自然要提出以下要求:”我不需要休假。”
原以为会被我的热情所感动的布罗基先生,回答我的语气却出乎意料地严肃:
“那不行。虽说别人不得干预你的研究项目,可是,你也得严格遵守规定的作息时间。否则,全年的工作质量就会下降,从而就得扣减薪金。”
我的住宿条件很好。这个专供外国专家居住的村落位于安第斯高原,包括我们在内,居住着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印度、智利、巴西和丹麦等十八个国家的二十二个家庭。其中,美国、法国、德国和阿根廷等四个国家各有两个家庭。一座座红色的房顶,星罗棋布地散落在盛开着大丽花的田野上。
汽车–时钟
布罗基先生是个”难缠”的人,迟到了要被他非难,提前到达也不受欢迎,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回宾馆的途中,我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当汽车抵达目的地时,这个谜忽然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假设。与布罗基先生分别已经整整三十分钟,这与早晨去拜访他时途中所需的时间竟然分秒不差。汽车的时速总是一百公里,宾馆距离布罗基先生办公地点是五十公里。这样一计算,答案就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车辆不拥挤、交通道口衔接顺畅的高速公路体系中,除非到了目的地,否则是不需要踩刹车的。正如布罗基先生所说的那样:”汽车就是时钟”,并且是”可以作二三分钟调节的、使用方便的时钟”。同时,他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把汽车当成对人进行鉴定的一种设备。他认为,迟到的人缺乏计划能力,跑到半道上汽油不够的人缺乏统筹能力。布罗基先生没有对我提前到达的事情提出批评,实属万幸!
上班前的”汽车兜风”
入住国际公馆村的第三天清晨四点钟左右,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是住在我家前后左右的两位法国教授、一位巴西教授和一位印度教授,为了筹备”马哈鱼欢迎宴会”而来约我的。我们五个男人打算利用早晨上班前的这段时间,赶往康塞普希湖,捕捉还在睡梦中的大马哈鱼。
虽然已是春季,可是,黎明前的大陆依然如同严冬般的寒冷。我们乘坐的汽车飞奔在悄无声息的安第斯山脉的斜坡上,四周就连一只小狗的影子都看不到。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耳畔不时地响起汽车相错而过时”呼呼”的气流冲击声。六点刚过,我们的皮靴已经”咯吱、咯吱”地踩在了被冻成银白色的仙人掌的棘刺上,一边忍受着彻骨的严寒,一边把脖子缩进防寒服里,向景色动人的康塞普希湖边走去。
康塞普希湖方圆数公里,平卧在山谷之中。在四周山峰阴影的笼罩下,湖面上还如同深夜般地漆黑一片。不过,海拔四千米高原上的紫外线已经透过晨曦,开始灼热地熏烤着依然处于黑暗中的、平滑而又冷清的湖面。
群山的青铜色倒影浮现在湖面上。我学着其他四个人的样子,用力地向湖水中抛投鱼钩。当山峰与湖面的连接线开始轻轻地移动时,一个金色的圆圈在我们五个人的交谈声中越变越大。而当鱼饵消失在圆圈的中心之后,四周又复归于静寂。在这个创世纪的、庄重的大自然中,仿佛只有我们和与之相对的宇宙了。
“钓着了,钓着了!”
许久,许久,大家都没有应声。只有约翰的欢呼声,突然变成了无限的重奏,与旭日交汇在一起,穿透山崖与岩石的空隙,飞向整个世界。
也许是被约翰高高扬起的、闪烁着金色鳞片的大马哈鱼所唤醒,就连没有上鱼饵的鱼钩也接连不断地被那些长达四十公分的大马哈鱼吞入腹中。
我们五人把大约四十条猎物装好,安全地运送到目的地,然后若无其事地赶去上九点钟的班。事后我查看了一下地图,简直吓了我一跳–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驱车两个小时,赶到二百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钓鱼。也就是说,这次上班前的”汽车兜风”,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则相当于从东京到会津盘梯山,或者从大阪到尾道一带的路程。
绿色的考问
如果仅仅是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改变我们头脑中顽固的日本式的思维模式。为此,我特意乘坐了六个小时的喷气式飞机,从利马到贝伦,横跨了整个南美大陆。从这边的地平线到另一边的地平线之间,除了太阳和热带雨林的绿色以外,竟然什么也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这片广袤的宇宙空间才能对人类精神耐力的极限提出挑战。这是思维与绿色的考问。就在我即将陷入绝望的时刻,视野中忽然出现了亚马逊流域的土地,我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长叹:啊,我还活着!这才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我曾经许多次试图用日本式的思维模式,来向当地人描述大陆的雄伟壮观,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例如,在加拉加斯到巴尔塞罗那之间,蔚蓝色的加勒比海被峡湾包围着,形成了狭长而蜿蜒的海滩。在海边十五至二十米范围内,点缀着数行阔叶树木。我拍摄下这些景物,用幻灯片放映给当地的官员们看,并感慨地对他们说道:
“瞧,这才称得上是世界级的’桥立’①啊!”
谁知,他们只是笑了笑,并不为我的话所动。
“哪里话!先生,要说’世界第一’,像马拉凯波油田啦,沙尔托贝尔瀑布等等,真实太多了,也没什么人去看啊。就这么块狭长的海滩地有那么稀罕吗?”
啊,原来是这样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桥立”毕竟延绵伸展达百余公里之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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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桥立:日本著名的风景地之一,位于京都府日本海一侧,海滨的沙滩呈狭长形。
成为”大陆人”
当两辆汽车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相遇时,两位司机会跑上前来,为了表示偶然相遇的喜悦而亲切握手。无论是在得克萨斯的公路上,还是在高加索的道路上,或者是在肖洛霍夫为之献出了二十年青春的顿河之畔,分散居住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的人们,完全被这种令人留恋的友好相逢维系在了一起。
那么,在日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在东海道新干线三个小时的行程中,翻着报纸的绅士是决不会与邻座的乘客搭话的。如果有人在旁边探头浏览一下报纸,那么,报纸的主人就会毫不客气地叠起报纸,把对方羞个满脸通红。
要是在国外乘车时也这么沉默不语的话,可就麻烦了,说不定邻座的小姐就会向乘务员哭诉:
“您看,邻座的日本人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名誉,一个小时都没有与我说一句话。”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日本旅游者也不必担心。即使你一言不发,邻座的乘客也一定会主动与你攀谈的:
“喂,朋友,很高兴能与您同座。”
如果你想探头看看他的报纸,就尽管放心看好了。对方还会像参透了你心思的修道僧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说道:
“再靠近点,咱们一人看一半,好吗?”
说起来,深受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严寒酷暑和人们深恶痛绝的煤烟、废气的折磨,稍有不慎就会失去工作,被人们相互之间冷漠的竞争弄得身心交瘁的日本人,简直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物种的人类。
在通贝斯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我的汽车在潘帕斯平原上迷了路,驶进了一片小麦田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辆巡视麦田的汽车。走下车来与我握手的老农夫告诉我:
“我的地里已经播下了麦种。你要是再折回去的话就太麻烦了。大约还有两公里就是大路了,你干脆一直开吧。假如再弯弯曲曲地兜圈子,受损失的面积就更大了。”
说句失敬的话,在潘帕斯平原上,”驾车巡视农场”的人,充其量也就算个贫农吧。换言之,在阿根廷,”牛排加面包”,实际上与日本人所说的”咸萝卜加茶水泡饭”一样,都是表示粗茶淡饭的意思。
当然,居住在这个大陆上的也并不全是这种热心肠的人。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就有被称之为”打狗队”的流氓集团。他们整天酗酒、斗殴、赌博,大白天地聚集街头,从不干正经事儿。
“这个国家里也有混账家伙啊!”
大概是注意到了打量他们的轻蔑目光,一个头领模样的人不客气地走到我的面前,冷不丁从口袋里抽出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道:
“多谢啊,日本人。最近还没人来欣赏老子的男子汉风采呢!”
只有在地痞流氓黑帮盛行的社会里,才有像他们这样不靠辨别能力,不讲道理,单凭斗狠来吓唬人的事。
地球的重量
不论男女,居住在大陆上的人们全然没有那些令人生厌的顾虑,他们举止活跃,笑语不断。他们大声说笑,因为他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在别人面前毫无顾忌地哭泣,因为他们享有接受别人安慰的权力;他们喜欢发表议论,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主张与愿望。他们不畏权势,敢于公开表示对某事物反对或者赞同的态度。遇到朋友时,他们会把双臂尽力张开,高兴地欢叫着跑过来拥抱你,如同布罗基先生那样。
纵贯安第斯山脉的中央铁路道线,是人类挑战雄壮大自然、竭力表现人类存在的象征。驶出得桑帕拉特的列车,在”Z”字形轨道的阶梯上,或顺行,或逆行,一会儿头部在前,一会儿又尾部在前,艰难地爬行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山上。在这列由六节车厢组成的列车内,我的呼吸由每分钟十七次加快到每分钟二十次,继而超过二十五次,甚至竟然达到三十次。列车工作人员开始为那些痛苦万状的妇女和老人们分发氧气袋,就连平时健壮如牛的我们也开始感到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个不停。就在此时,我们远远地看到前方出现了山顶的标志。列车停靠在世界最高的车站–底格利奥站上,等待着与逆行而来的列车交会。
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强烈的阳光灼热地熏烤着大地。一座座象征着地球重量的海拔六千米的光山秃岭巍然耸立。伸展在山峰豁口中的铁轨上,如同蚂蚁般大小的对行列车正朝着远方一点点地蠕动。据传,在空知川寂静的密林深处,国木田独步①就曾经从一片悄然飘落的叶片上,感悟到了人类一千年的时光流逝。而眼前,在这幅亘古不变的高山全景画中,除了”无限”之外,可以说,再也不会融进任何东西了。
列车驶出底格利奥站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回首张望,只见在这个没有任何变化的雄伟景观中,刚才交会而过的蚂蚁似的对行列车仅仅移动了一点点位置。不知为什么,我不由得紧紧握住了邻座老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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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木田独步(1871-1903),日本小说家、诗人。
第三节 “世界小姐”与祭神美少女
超越时间的大陆
提起”南美”这个词汇,有的人难免会想起那为战胜山地严寒而兴建起来的灿烂的印加文明和雅玛文明,怀念那些已经消亡的古代帝国;有的人则沉湎于探戈与传统节日舞蹈的旋律之中,憧憬着美女和美酒的仙境以及奥里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繁华街景。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联想起茂密的古木参天,食人鱼以及那些活跃异常、喜欢用战俘的头颅祭神的土著民族;联想起古老的亚马逊河流的源头。还有些人大概会憧憬二十一世纪巴西建设的美好前景。
在结束本章前,我想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如果说这个多样性的大陆是复杂的,其实,介绍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在此,谨向大家推荐《拉波伦萨报》某天的社会新闻。
左上:
“森迪尔小姐荣获桂冠–‘世界小姐’选拔赛,南美小组独占鳌头”
昨天,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选美比赛中,居住在米拉福罗莱斯的森迪尔·克拉迪丝小姐(十九岁)一举入选,成为当今世界的女王。下面,特向大家报道”世界小姐”和相关人员喜悦的声音。(下略)
左下:
“紧急派遣警务人员处理活人祭神事件–亚马逊河流上游未开化地区的惨剧”
在马杜雷德·迪斯地区,发生了把少女作为祭神的供品奉献给火神的惨剧。为此,警方派出了四架直升机前往调查。在这片远离现代文明的土地上,至今仍然由女巫统治着村庄。最近,该地区频繁发生地震,村民们接到”神谕”,说是要想躲避震灾,就必须选用漂亮的女孩祭神,才能平息神的愤怒。村民们对此坚信不疑,立刻蜂拥到某少女的家中。可怜这位就连邻村人都赞不绝口的十六岁美少女,在一片呜咽般的祈祷声中被神召去了。祭坛上装饰着鲜花,少女那痛苦的惨叫声久久地回荡在森林里……可是,畏惧神灵的父母亲不敢抗拒神的旨意。亚伯拉罕①的奇迹最终没有能够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再现。当局在逮捕女巫的同时,为了防止事态波及到其他部落,正在研究对策。
中上:
“电子计算机房建成–圣马尔科斯大学的新生力量”
投入两亿索尔巨资的计算机房已经竣工,这将在我国的统计和研究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中下:
“两名留学生下落不明”
前往亚马逊原始森林探险的意大利学生失去联系已经三天,有关方面甚为忧虑。该两名意大利留学生失踪的地点位于原始森林的深处,从伊基托斯市出发,需要先坐两天卡车,再乘坐七天汽船,然后还至少需要步行四天。据称,这一带是猎杀人头祭神的土著部落经常出没的地区。
中下:
“宇宙射线异常增加的观测报告”
据卡哈马尔克电波天文台的观测报告,昨天傍晚观测到的宇宙射线比平时增加了百分之十。据格亨教授推测,这是由于太阳表面出现的”耀斑”现象所致。
右上:
“秘鲁全年都是’愚人节’–播送虚假新闻的播音员被判决”
去年4月1日,北部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罗杜利盖斯由于播发了一条虚假的临时新闻–“一个类似宇宙飞船的物体降落在特鲁西略山区,两只奇怪的生物请求援救”–而被解雇。昨天,对该氏的上诉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如下:原判”解雇”量刑适当,刑事处罚缓期执行。宣判后,罗杜利盖斯发表了以下的看法:”我敢肯定,我所广播的消息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我希望,对于这种幽默的事件,应该给予幽默的判决。再说,秘鲁官方所编发的新闻,又何尝不是一年到头都是在愚弄人呢?”
右下:
“尤格村村长因动用私刑罪被捕–印加遗风犹存”
居住在瓦斯卡兰山麓的村长因固守印加的传统,反抗秘鲁宪法而遭到起诉。被丈夫以通奸罪起诉的村民格雷高利雅夫人,按照阿塔瓦尔帕①的法令,强行赤裸着身体向全体村民认罪。由于极度羞愤,夫人当即倒地,人事不省。夫人躺在地上接受了丈夫表示恕罪的亲吻,夫妻间的矛盾圆满解决。而村长则被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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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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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塔瓦尔帕(1500-1533),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西班牙侵略者设计捕获并杀害。
山岳·河流·森林的文化
在这个充满骇人听闻事件的复杂环境中,世界小姐、宇宙射线、电子计算机、愚人节等消息是发生在沿海欧化地区的社会新闻。其他三则新闻,则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各自代表着一种土著文化的缩影。
尤格村事件发生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安第斯高原上,那里居住着一群印加帝国的后裔,他们是恪守传统的黄种人。
另外,留学生下落不明的事件,是反映希巴罗族原始森林部落情况的新闻。最后的”活人祭祀”事件,说的是那些生活在河网地区的黄种人,他们远离原始森林和高原–这两个象征着征服与野蛮的世界,而是由温和的河流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条件。
在这三个层面中,对于温和、原始的”河流人”,我寄予着深深的同情。他们称生活在高原上的印加古文明人为”山岳人”,称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人为”森林人”,同样,他们称自己为”河流人”。
其一是他们之间的客观相关性。在这三者之中,他们都是以大自然为背景的。其二是他们率真的科学性和世界性。在这三者之中,他们都能平等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不妨,我们可以把他们与日本人作个比较。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日本才是”神国”,其他人都是些”妖怪”、”野蛮人”。世界上有无数个圆锥形的火山,可是,日本人边走边给它们一一取名道:”秘鲁富士山”、”智利富士山”……
日本人既不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不进行加工整理,只是一味地把”洋鬼子”、”舶来品”、”圣诞节”、”天皇”、”寺庙”等词汇堆砌在一起,诚如布尔罗·塔威特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日本人是没有性格、杂乱无章的国民。
可是,日本人却对排序有着特殊的兴趣。从表面上看,委内瑞拉与日本的收入水准在全球排名分别是第二十五位和第二十六位(根据执笔时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作者注),然而,这又能够说明什么呢?在委内瑞拉,有半数左右的人口拥有比家庭成员还要多的汽车,而另外一半人口则仍旧是光着脚的”山岳人”和”河流人”。
希巴罗族的”人头皮囊”
森林人–希巴罗族人,由于擅长于制作”人头皮囊”而闻名于世。
他们把特制的竹片插入刚刚猎割的鲜血淋漓的头颅中,巧妙地将肌肉与头骨分离开来。然后敲碎头骨,剥下头皮和面皮,再把皮囊翻过来,放进葡萄酒中煮十天十夜。
这样,经过去除脂肪的处理,将皮囊从蒸煮的卤汁中捞出来,经过一段时日使其干燥,就形成了一只小巧而且柔软的皮囊。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熨平。他们在没有头骨的空皮囊里装满烧红了的小石子,皮囊就会发出”吱吱”的声响,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如此反复几次,再密密麻麻地缝合起来……制成后的”人头皮囊”,其大小只有原头颅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曾经数次将”人头皮囊”拿在手中观看过,事后每每想起”人头皮囊”那黑色的面部和那没有收缩的、耷拉着的黑色长发,便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
我之所以在这里介绍希巴罗族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多样性”中具有典型意义,同时还想为他们辩解:希巴罗族人的身上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性,他们绝不是那种毫无秩序、以砍杀人头为职业的民族。
恪守礼仪、威风凛凛的希巴罗勇士是决不会小偷小摸和接受别人施舍的,他们砍杀人头的最大理由是复仇。
挽着发髻的勇士,一旦从头插羽毛、俨然一副大元帅模样的族长那里得到允许–“去吧,做一个男人,去为你的亲人报仇!”–之后,便会数年如一日,卧薪尝胆,在朋友们的支持和同情下,拼了命也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们不屑于偷袭,而是像战国的武士那样,首先通报自己的姓名,挑明讨伐对方的理由,然后才砍杀过去。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正义感来自于祖先,历经了许多代人的传承,其中真正隐含着的是好胜心和荣誉感。
另一个砍杀人头的起因与拉绳定界有关。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文明人武器的受害者。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猎割那些遵守习俗者的头颅。那些熟知内情的商人甚至可以根据放置在密林小径上的一支箭矢来判定该领地首领的变更情况。这些商人把相当于”通行税”的物品放置在指定地点,然后则在一旁等候。可是,如果过了几个小时还不见物品被对方接受的话,则表明交涉没有成功,就得考虑或更换物品,或改变前进的方向。
当然,那些被抓住砍了头的冒险家都是冒犯习俗、擅自闯入的冒失鬼。可是,如果被捕者临危不惧、值得尊敬,豪爽的希巴罗族人不仅不会杀死他,相反还会赠送许多美女,将其收为族长的养子。反之,对那些哭天呼地、乞求饶命的人,他们则不屑一顾,挥刀将其剁为肉泥。
虽然谈不上技术文明,但是,传说中的森林恶魔–希巴罗族人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他们做事特别认真,缺乏幽默感;他们特别忠诚,为了种族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就这两点而言,倒是与日本人最为相似。然而,他们无论对谁都十分地光明磊落,没有丝毫的奴颜婢膝。在这一点上,恐怕要远远胜过我们今天的日本人。
孤独的日本血统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几乎占据了整个大陆南部的白人社会的情况吧。当然,我们日本人也一直勤勉地在这里工作着。可是,白人却向我提出一些实在无聊的问题:
“喂,教授,你们日本人夫妇难得能感受到生孩子的乐趣吧?”
他这样问的意思是说:”我们夫妻之间经常这样闲聊:这回咱们生个孩子,头发要什么颜色的呢?瞳孔是黑色的好呢,还是宝石般的蔚蓝色好呢?”
日本人都一样,看上去面孔都一样,细细的眼睛,平塌的鼻子。
其实,南美的白人也并不一定都是西班牙血统。你不妨在街头截住一位迎面走来的漂亮小姐,试着问一下她的出身。
“我是阿根廷人。不过父亲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的后裔。母亲虽说是美国人,但是,在她的血管里却同时流淌着白俄罗斯和印第安人的血。是啊,我理想中的丈夫最好是德国人。当然,希腊人也可以。”
没想到,都说南美是没有人种差别的,原来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啊!因为祖先中各种各样的人种都有,所以就很难说会遗传谁的基因,肤色是白也罢,黑也罢,都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而已。
但是,在地球这个庞大的人种混合实验室里,有一个顽强否定混血的种族,那就是日本:
“我们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即使是把尸骨埋葬在南美,也要永远保持民族骨血的纯粹。”
也许是不了解日本人始终抱着优越感的真实情况,一位葡萄牙绅士曾经觍着脸拍拍我的肩膀,道:
“先生,如果不混血的话,日本人就会慢慢退化。日本人为什么会有劣等感呢?其实,日本人也是比较好的人种。所以,如果日本男人与白人姑娘结合的话,不是很好吗?”
第二章 日本人与世界交流的障碍
第四节排斥日本教授
每天十四小时的课时制
在送孩子上大学时,日本的父母亲会怀着真诚的祝愿鼓励孩子道:
“好好学习啊,将来一定要做个了不起的人。”
同样,秘鲁中部大学新生入学时,他们的父母亲也会对孩子祝愿道:
“毕业时,一定要成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的雄辩家。”
如果说日本的大学是人们立足社会、出人头地的台阶的话,那么,这所大学应该说就是市民们的智慧补给站。学生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七十岁,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为了给各种不同职业的学生提供方便,在课程设置上从早晨八点开始到晚上十点,连续不间断地授课,同样的课程内容都要讲授两次。另外,还经常为市民们举办讲座,开设咨询沙龙等等。
地方法院的办事员帕布利诺先生是法学系的学生,主要利用晚上时间听课。他很快就要毕业了,期待着毕业之后能够早日升任助理审判员。
中央商场糕点商店的老板利卡尔杜先生在举行完”银婚”仪式之后,把店铺交代给儿子,夫妻双双跨进了大学校门。他的夫人每天上午到校学习食品专业课程,他本人则每天下午去学校学习经营学方面的课程,希望毕业后被提名为糕点行业工会官员的候选人,为推进本行业的现代化而尽力。
可是,虽然说是市民大学,也并不是谁都能够进去的,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不过,在发榜的同时,还会给未录取的考生寄去成绩单,绝不玩弄日本人那种神秘兮兮的”权威”。这种亲密感还集中体现在大学校庆时,学校与市民之间的交流上。一方面,市民们涌进校园,参与学校组织的庆祝活动;另一方面,学生们走出校门,来到市民们的家中接受款待。教授们照片的宣传画贴得满街都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市民请回家中,受到热情款待,直至酩酊大醉。在他们看来,教授也是市民的一员。
教授需要通过学生的审查
上任之初,我请求暂时不承担教学任务。可是,由于美洲机构派遣的教授受到学生的驱逐已经回国,为了处理善后事宜,竟然在我还没有熟悉这个国家语言的情况下,就出乎意料地让我承担了讲课任务。
第一次上课的那天上午,我精神抖擞地站在大约一百五十名有着红、黑、金黄等各种发色的学生面前,刚开口招呼了一声”诸位”,话头就被一名自治会的学生代表打断:
“您的教授资格还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也许您还是一个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要对您进行审查,请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面对这群无法无天、易于感情冲动的学生,我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抗衡的权威。他们强烈地表示:研究内容的确定是教授的自由,但是,选择讲课教授的权力应该归学生所有。
“第一个问题:高桥先生与美国宇航局素有往来,您是如何看待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美国人是凭借武力侵占我国的。与之相反,日本则是企图以移民为幌子,派遣人员来我国搜刮资金,然后再悄悄地携款逃回日本。在官员、移民和教授这三者之间,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他的提问言简意赅,与”日本人的信要从最后一行读起”的日语表达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南美的学生向往古巴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们是会尊重您的意见和批评的。您是否认可卡斯特罗总统?请用一个词–Yes或No来表明您的看法。”
学生提问时,我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带着难以理解的冷静听完了学生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当学生代表回到座位上之后,我以极其自然的口吻说道:
“明白了。但是,在回答大家问题之前,我也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不知诸位是否知道冲绳岛(当时冲绳岛仍在美国的占领下–作者注)?”
我所提出的问题是恰当的。这些对日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学生们,在看到了我所作出的反应后,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当然知道。那是被无视国际法的美国占领着的日本岛屿。”
“是啊,就连选举都不让举行,这是帝国主义者以镇压和暴力所占领的地方。”
我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神色。看来,表演所取得的效果不错!
“谢谢。不过,大家既然如此了解冲绳岛,却对我提出以上三个问题,岂不是有点失礼?我是一个日本人,一个被美国夺去了冲绳岛的日本人!”
我听到了掌声和喝彩声。我走出了教室,把剩余的时间交给学生大会裁决。如果被学生们否决了的话,我就只有回日本去了。尽管如此,如同当年俾斯麦等待1871年预算委员会的决议一样,我也是抱定了必胜的信念。
短暂的和平
“来了日本教授!”第二天早晨,各种报纸的角落里都刊登了这则小消息。其中,只有日文报纸的报道略微有些夸张: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日本教授–阳光明媚的春天里的话题”、”学生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云云。
课程安排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早晚重复两遍。然而,虽说每周只有两次课程,但对于我这个日本人来说,却比原来想象的要艰难得多。首先,我得用日文备课。然后,再不断地查阅《和西辞典》翻译成西班牙文。接着,凭借手势和英语,请助手们帮助修改我所写的西班牙文,使之通顺流畅。然后,我试着朗读这篇讲义,请人帮助纠正发音。最后,还要再借助《西和辞典》,把修改之后我看不懂的西班牙文重新翻译成日文,以便我进一步加深理解。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往复过程中,翻译方面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最初的一二个星期,我忠实地按照这个程序进行备课,但是,不久,随着对课程内容的逐渐熟悉,就开始比较多地在讲课现场”即席”翻译了。眼见得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少,一个月下来,一百五十名听课者竟只剩下了六七十人。我当时没有深究这件事情,真是失策之举。
一个月之后
“抵制高桥教授的课程!
一、西班牙语水平太低,听不懂;
二、过于注重宣传日本,而不是讲授知识。
同时,我们要求学校公平地选聘精通西班牙语的继任教授。”
开讲刚过一个月,我就在巴掌声和吼叫声中,听完了学生们朗读的这份声明。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我接到了日侨协会打算近期为我举行开讲成功庆贺会的通知。
当然,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我连争辩的余地都没有;至于第二条,则应该归咎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日本大学的教科书。例如,在一本物理教材中,竟出现了二十多个日本人的姓名,而且,每当遇到日本人名,我都会得意洋洋地详细介绍。学生们把这本教材与西班牙文的教材进行了比较,在那本同样厚度的教材中,除了”汤川的磁场”①这个词外,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日本人的名字。在学生们看来,当时,日本只不过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科学技术水平仅与南美的小国家差不多。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我的讲课是过度宣传日本,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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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川的磁场:汤川秀树,宇宙物理学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人–译者注。
日本式的困境
我不知所措,只是茫然地站在教室外面。
美洲机构派遣的芝加哥大学的Y教授,在遭受学生抵制期间,只领工资而不能讲课,每天埋头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他在启程回国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知道我一次课都没讲成,那些官员们肯定会感到吃惊和内疚。下次就会派我去个好点的国家了。那样的话,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变好事吗?”
由于讲授的课程让人难以理解而被撵走的罗杜利盖斯讲师,一直到辞职的那天为止,无论逮着谁,都会口角溅着白沫,喋喋不休地嚷道:
“喂,你说是谁对谁错?既然觉得深奥,就应该敬佩学问。我可不是保育员。下次一定要去个像样点的大学。”
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都是由于学生抵制而造成的。再说,西方人也不总是那么跟别人过不去的。
助手埃杜瓦尔德要去博尔达研究所留学,我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不料,事隔一周后的早晨,理应已经去了美国的埃杜瓦尔德怵怵地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说道:
“先生,请快安慰安慰我。欢送会都开过了,最终的审查却没有能够通过。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饯别礼物怎么办呢?就只好等到明年啦。”
苏联的登月火箭把他们的国徽送上了月球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有位美洲机构派遣来的先生要举行庆祝宴会,我们这些近邻都受到了邀请。本来,只要大家在席间不把此事说穿也就罢了,可是,有位印度来的先生却偏偏开口说道:”那是人家俄国人的事儿啊!”查对了新闻之后,主人宣布道:今晚的宴会费用AA制。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模仿不了西方人。尽管我很愿意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处理事情,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却又总会回到日本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上。
留学于密执安大学的U君,仅仅因为没有得到优等奖学金,就遥望着富士山的方向,消失在太平洋的波涛之中。他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故乡的荣誉。
在普拉多政权即将垮台,阿普拉政权就要取而代之的骚乱中,有位日本商社的职员上吊自杀了。作为造船公司的派驻职员,他是与前政府做出口贸易的,曾经推动过该公司造船计划的发展。
文化部公开招聘一名研究员时,据说,在六名应聘者中,曾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马尔科斯大学物理系的三木小姐是最有把握的人选。但是,由于日本人对”日本的名誉”期待过于强烈,三木小姐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竟突然撤回了申请书。测试结果表明,只要涉及到”日本声誉”,父母亲们是不愿意把女儿置于”那须与一”①的窘境中的。
大概不用多久,关于我在这里遭到学生抵制的消息就会传遍大街小巷,也许还会见诸报端。那时,朋友们会怎么看?日侨协会将怎么看?那些欢送我离开日本的人们会怎么看?”向南美进行智力输出”、”秘鲁的日本教授”……那些以前曾经登载过这些消息的各种报纸又会怎么看?
无论怎样也不能满不在乎地返回日本。可是,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和脸面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吗?向学生们道歉?岂有此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丧魂落魄的样子。
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市长、天文学家巴依利先生被送上了断头台。当行刑的刽子手嘲笑他在断头台前颤抖不已时,他不是神色严峻地回答说:”颤抖是因为天气寒冷所致”吗?
我避开众人的耳目,惴惴不安地向宿舍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只要看到人们谈话,我就会猜测:他们是在议论我的事情吧?
①那须与一,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中的人物。在公元1185年的屋岛会战中,平氏战败,向海上撤退时,女眷把扇子悬挂在船桅杆上,向追兵源氏挑战。源氏命令手下武士那须与一将其射落。那须与一不负众望,一箭将扇子射落–译者注。
第五节永远的誓言
名誉与人类
当拼搏与名誉相关联时,西方人与日本人各自会考虑些什么呢?我曾经试探着在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收集过人们的一些谈话。
日本人:
“能够发扬日本民族的传统,我感到很高兴。”–夺取了马拉松亚军后瘫倒在地的运动员君原。
“如果我在这里输了的话,就是给日本丢脸。”–进入前八名的拳击运动员森冈。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今后还要让弟弟拿冠军。”–取得了冠军佳绩的举重运动员三宅。
“真不像话,快点剖腹自杀吧!你们让日本名声扫地!”–侨居当地的日本人愤怒地向惨遭全体淘汰的日本游泳队队员们怒吼道。
“真害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出场前自寻短见的运动员园谷。
西方人:
“我真感到很高兴,跑完最后一圈后,我的体力还很充沛。”–沉醉在取得万米长跑冠军喜悦中的长跑运动员泰姆。
“我喜欢跑步,而且家境也不好,只有拼搏。得了冠军就可以用奖金上大学啦!”–四百米第一名的田径运动员埃邦斯。
“夺取金牌的夙愿已经实现了,今后的目标就是结婚、生孩子。”–女子体操冠军获得者查丝拉芙斯。
“虽然在意大利国内是第一名,可是,其他国家还有很多跑得更快的运动员呢!”–全体名落孙山,抱憾而归的意大利运动员。
当向人类可能的极限发起挑战时,作为同一团队或者同一国家的骨肉同胞,给予友好的声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同样,被声援者为了使支持者高兴而竭尽全力、顽强拼搏,无疑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运动员即便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利益,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当运动员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时,支持者理所当然地要共享胜利的喜悦。而一旦运动员遭遇失利,这些人也应该对之寄予无私的同情。
日本人自己没有什么擅长的项目,却总喜欢对别人说三道四、百般指责。如果是本国运动员,即使他们违反了规则,也要报以掌声;而如果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即使取得了好成绩,也要怒气冲天地喝倒彩。麦克阿瑟称这样的人为”十二岁的儿童”,并非没有道理。
对自缢身亡者的评价
就前面所提到的那位日本商社职员的自缢身亡,我征询了一些朋友的看法。
“这是日本人特有的责任感。不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而以生命作为承担责任的代价。对此,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
不论老少,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这种看法。
但是,罗杜利盖斯的回答却大相径庭,他认为:
“他一定从公司得到了巨额报酬,足以保证他一生富足的生活。而且,他还设计好了与恋人一起生活的美好计划。可是,真可怜,这些美梦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也随之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西方人中,或多或少都是把这位日本职员的死与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的,只有考古学家高尔顿先生的见解独到,他说:
“嗯,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们谁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远比几十艘船重要。可是,我们也听说过,有的人仅仅因为恋人的死而精神失常,最后甚至与之共赴黄泉。同样,我们也听说过,当船下沉时,船长宁可与之一同沉没,也决不肯弃船而逃。就拿我来说吧,一旦突然失去了自己倾注毕生心血收藏的石器和陶器,说不定我也会发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执著的爱的表现。”
新的抉择
“明天的教室里也许会空无一人吧。”
“不会吧,哪会一个人都没有呢?”
我就这样反复地自问自答。
哪怕来一个人也行啊!如果真的只来了一位学生的话,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为他讲授课程。在南美的大地上,假如能有一位继承自己学业的学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渴望着能够来一位学生。
这些痛苦,全都是日本人所固有的痛苦。但是,现在这里所存在的,只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问题,”日本”已经完全被排斥在外了。当我审视到这个问题的瞬间,脑海里突然涌动出了挑战的冲动。
那天夜里,由于期待着”抵制”中可能出现的转机,我至诚至尽地准备了讲义,把日语译成西班牙语,再把西班牙语译成日语。
我的祈祷没有白费。看着讲台正下方,翻开笔记本等待上课的玛利亚·芙罗拉的身姿,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圣女贞德的影子,她那庄严神圣和悲伤的神态令我心跳不已。我绝口不提上次发生的事情,只是像往常那样讲着课。在讲课的过程,陆续也有人进来,听课人数达到了十多人。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有位学生问我:”下次的课还上吗?”
我挺起胸膛,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当然上课。不论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知识还存在,我就要继续上课。即使学校被烧毁,还可以去我家的客厅里上课。”
第二天,听课的人数超过了三十名。
两周后,在学生大会的讲坛上,我作了平生最为精彩的演讲。
奋起吧!印加的子孙们
“我是一个热爱日本的日本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热爱秘鲁。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今天的秘鲁与几十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如果说有不同地方的话,那就是你们还拥有自由。然而,我却要在这里描绘日本的未来。我随时都想回日本去,但是,作为纪念,我希望诸位牢牢记住两件事。
“第一,无论你们相信与否,现在,日本的科技水平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再过十年,也许诺贝尔奖就都要集中到日本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请诸位正视一个现实–在一百年前,日本的文盲现象远比秘鲁的印第安严重。那时,日本从与你们有血缘关系的西班牙、荷兰以及许多国家邀请教师,前来讲授物理学、解剖学和地震学等课程。可是,这些教师根本就不懂日语。况且,当时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找到一本与日语对应的辞典。为了弄清一个个词汇的含义,他们通宵达旦地研究。有时,为了弄懂一个单词,甚至要反复讨论一个星期之久。有时,学生们好不容易弄懂了某个单词之后,竟然会紧紧地握着手,激动地流出眼泪。解剖新书就是这样经过八年时间而被译成日文的。当然,大家也有感到苦恼和遗憾的时候,但他们相互鼓励道:’只要这样干下去,将来日本就一定会超过那些老师们的国家。’终于,他们创造了今天的日本。虽说在日本充满着丑恶的东西,但是,在研究学问方面这种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却绝非谎言。就我个人而言,随时都想高高兴兴地辞去教职回日本。我在等待着你们对我说:’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懂了,不需要再讲了。’可是,你们说不出这句话,却说什么’西班牙语水平低,听不懂,别讲了!’我真的对秘鲁人感到厌恶了。
“还有一件事想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日本人甚至有些嫉妒你们秘鲁人。你们这些糊涂虫,恐怕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日本人只知道拼命工作,在前景难料的情况下,不惜一切地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历史不是曾经为你们作过证吗?那就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看吧,库斯科的繁华,纳斯加之花所盛开的印加文明。难道那不是与尼罗河文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文明、印度河和恒河文明,以及在黄河沿岸兴起的中国文明,可以相提并论的古代世界五大文明之一吗?
“古老文明的历史,纵然已经沉睡了五千年之久,我们坚信,她总有一天会复苏振兴。新兴的阿拉伯酋长国如此,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度如此,与美、苏两大势力相抗衡的中国也如此。啊,理应’如此’的还有哪个民族呢–那是一个忘却了古老的文化、丢弃了崭新的机遇,昨天在沉睡,明天还将沉睡的民族!是她,让我殷切的期待和莫大的希望都成为了泡影!”
在一片怒吼、狂笑、鼓掌和争论的嘈杂声中,我走出了教室。在摈弃了”维护日本荣誉”的念头之后,我已经能够接受任何命运的挑战了。
新的小组
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一件事情,坚定了我留在当地任教的决心。
南半球的5月,庄稼收割已经结束,到处都是一派浓重的秋日景象。远离城市的”国际公馆村”沉浸在深深的暮色之中,周围广袤无垠的麦田里,一堆堆燃烧着麦秸的篝火喷吐出红艳艳的火焰。
在这苍茫的暮色里,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学生队伍,他们唱着校歌,步行而来。看到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摩西①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迁回迦南时的情景。在漫长的旅途上,人们不乘车辆,徒步跋涉。他们高兴,他们愤怒,他们感恩。总之,这是人类以集团的形式所能表达的最高情感……不久,这支队伍包围了我的住宅,他们在议长桑切斯先生的带领下,由四十多名驱逐派学生所组成。他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听了您昨天的演讲,我们非常感动。他们表示,今后再也不会提出语言障碍的问题了,希望我能够继续担任讲课工作。他们还对我说,您虽然遭受过同学们的抵制,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最受学生尊敬的教授了。今天,大家赶来,就是特地当面表示歉意的。
此刻,我甚至感觉到,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尸骨安葬安第斯山上,将是我一生中莫大的幸福。这些体形高大的学生是多么的单纯可爱啊!我竭力抑制住因兴奋而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把家中所有的啤酒和皮斯科酒都搬到了屋外的草坪上,与大家纵情干杯。
巍峨的安第斯山峰,
俯瞰着古代文明的发祥之地,
在秘鲁的中心地带……
流星划过西垂的星云①,学生们的歌声溶进黑沉沉的夜幕。一堆堆篝火相继熄灭,安第斯已是更深夜酣……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明治维新研究小组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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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摩西: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民族领袖。是他带领曾经在埃及沦落为奴隶的犹太人迁回迦南。
①星云:在南半球,用肉眼就能看见银河系外星云。
武士与工业国
以我为顾问,特奥杜罗·帕切科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小组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活动。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寄居于深山里的印第安部落,教部落的民众识字,给他们讲解政治。松下村塾②的构想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
大约半年以后,小组主持召开了题为”日本研究”的研讨会,二百多名听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帕切科教授作了题为《日本最近的进步》的演讲,接着,我又放映了一些幻灯片。
应该说,帕切科教授的讲演是很精彩的,如果不是最后几句话令在场的日裔听众捧腹大笑的话–
“(前略)诸位,现在已经到了改变我们对日本的误解的时候了。一百年前的日本与现代的日本,不,应该说是战前的日本与战后的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乘轿子和骑马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修建了新干线。日本工业日益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生产大国了。
“而且,现在’武士’也大为减少,如果不到农村去的话,已经找不到了。”
不过,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这种场合忍不住哄堂大笑,实则上反映出了日本人骄傲自满的心态。
——–
②松下村塾:日本四国岛高知县的旧称。
“忘记”与”乡愁”
时隔不久,我洋洋得意地出席了日本人前辈们为我举行的鼓励祝贺会。在此,我向诸位简单介绍一下会上的情况。
在庆祝会上,翁长会长和矢野文化部长率先,大约有二十来名前辈恳谈了艰辛的开拓历程。他们的谈话,对于我来说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我对祖国近况的介绍,那些山,那些村庄的故事,又把老人们带进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真是越来越寂寞啦!高桥君,就看你们的了,好好干吧!”
移民们的乡愁,永远地凝固在他们出发时的明治和大正时代的日本;而”寂寞”的感叹,却是表达了老一辈人对那些提倡自由恋爱和民主、连日语都忘记了、已经彻底”秘鲁化”了的第二代日裔的不满。
“秘鲁国中的’日本’正在逐步消亡啊!”
这一声叹息,仿佛是在期待着我这个唯一的”残余力量”–日本大学教师,对第二代日裔进行指导似的。于是,我就不住地点头。而在点头的同时,又在考虑着完全与之相反的事情:
“‘世界主义者’日裔第二代的诸位,就这样,走好你们自己的路吧!把作为日本人的苦痛留给我这一代人就行了。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日本国籍,忘了祖先生活过的地方,让你们的生活充满欢乐、自由和热情吧!”
我希望淡忘和远离日本的樊篱,但是,我做不到。我与那些老年人和青年人一道拍击着手掌,在痛苦回忆的漩涡里推杯换盏,痛饮日本清酒。忍不住的眼泪,伴随着那身处异乡的感慨仿佛在一起流淌。不知不觉中,我们在重复着同样的词汇:
告别了故乡–
我的南国土佐。
来到京城已有几载?
梦里的故乡港湾,
可还记得,
在那离别之际,
曾经唱过的家乡民谣?
第七节日本人”大甩卖”
卑鄙的处世方法
日本人的处世方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深谋远虑”。也就是说,他们谢绝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言不由衷地做出自谦的姿态,其目的是为了今后能够获得更大、更多的好处。
理所当然,这种处世方法只有在思维方式相同的日本人之间才能见到效果。在国外,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还会招致意想不到的耻辱。
“教授,您是搞什么专业的?”
对此,我谦虚地回答道:
“哪里,谈不上什么专业,只是对太阳稍感兴趣而已。”
尽管我早已到任,可是竟然没有人来我的房间讨论学术问题。我被人们漫不经心地晾在了一边。
无论有理没理,只要有权,就可以支配别人。这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外国人却只崇尚实力。而那些权威也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向大家显示自己的能力。在那里,日本所推崇的”光干不说”,被视为是低效率;故意兜圈子,则被看成是心地不良、不诚恳的行为。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不,我什么也不会……”之类的谦逊之辞,并非都是客套。总之,在这个世界上,对日本人评价良好的并不多。
我很难忘记弗罗莱斯博士在抵达秘鲁时所作的自我介绍,这使我在后来处理事务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避免了许多的尴尬。
“我是被佛朗哥从西班牙赶到这里来的弗罗莱斯。像我这样不喜欢女性、五十岁还独善其身的人不多吧。比起女性,我更喜欢驾驶摩托、游泳和研究数学。其中,使我成为专家的是数学。《拓扑学》一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慰的事情。”
价值观的差异
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大概再也没有比人更不值钱、使用起来更便利的东西了。在日本,尽管建筑物日晒雨淋,夏天闷热难当,可是,内部的工作场所却大多装备着新式的设备,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只要看到国外的摩天大楼,日本人就会没来由地认为其内部肯定也装备着更加先进的设备。
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加拉加斯附近有一座超现代化的学校。人们为了住得舒适,首先把冷、暖气设备和电梯等设施装备完毕,而把实验设备等的安装往后拖延。于是,他们又开始想象了:日本的学校既没有空调,房顶也那么破旧,屋子里肯定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吧。这样,在人与机械之间,双方误解的鸿沟越来越大。
不过,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日本人大甩卖”的奇耻大辱,至今想起这件事还使我感到脸上发烧。
根据合同,我的月薪是三千五百索尔。在日本朋友们羡慕的目光里,我也十分满足自得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富裕,但是,比起在日本时,住房也宽敞,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对薪水就不是那么特别关注。
可是,随着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斯他林格先生的到来,厄运也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只领这么一点点薪水,纯粹就是为了科研奉献啊!”为了这位大话连篇、年龄尚不满三十岁的美国硕士,系主任似乎怀着歉意地忙前忙后,亲自安排他的住房,并且反复说道:”辛苦了,辛苦了。”如果是在日本的话,讲授的课程既多,而薪水却只有年轻的美国硕士的一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是为了自己。早知道要这样忍受羞辱、损害日本的名声,我就不来了。”
我一方面认为必须与学校当局进行一次严正的交涉,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如果很快就终止合同卷铺盖回国的话,又如何是好呢?要是中途回国,必然会受到那些不明真相的日本人的耻笑,就更不用说重新找工作了。
经询问,斯他林格先生满脸不高兴地告诉我,当初他开出的价格是一万五千索尔,可最后还是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确定为七千索尔。
背水一战–要求提薪
正当我为薪水的事情烦恼的时候,讲授电离层物理学的加尔哥托大学的潘杰特教授来了。
秘鲁开出的月薪是五千索尔,而加尔哥托方面则坚持一万五千索尔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接着秘鲁方面又把价格提高到六千索尔,可是对方干脆连信都不回了。就这样,他们来回地磋商,直到谈判成功,让听到亚洲人要来的消息而乐不可支的我,整整等了半年的时间。
印度的校长始终坚持”加尔哥托大学的骨干教授,决不以一万索尔以下的价格外聘。”如此一来,双方又通过若干信函,终于以九千索尔的价格签订了合同,潘杰特教授才得以前来任教。
至此,日本人教授的三千五百索尔月薪的低廉价格,已经成了令人忍无可忍的民族歧视。
经过几个月的苦恼和若干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我打算与校方交涉的气势犹如举起的拳头,却又不知道落向哪里。
“在我的一生中,对自己的薪水提出要求这是第一次。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这次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薪水的差别涉及到国家的名声,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当我把长长的开场白惊恐万状地说完之后,校长与事务长相视大笑起来。
“我们与高桥先生的专业知识所进行的交易,是在双方商谈一致价格的基础上签的字,这与日本国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人种问题,我们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薪水由自己说了算,其他人是不会说三道四的。不过,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就有遵守合同条款的义务。否则,就有’不诚信’的嫌疑哦!
不过,日本人的花招真的很高明。尽管强调自己的价值,要求提薪是人人都喜欢的,但像您这样采用与别人比较资格的方法却是罕见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种很可怕的新战术啊。”
我觉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日本人的辛辣嘲讽。
证据文件
“合同是不能更改的呀。”好像有些于心不忍的样子,马利奥事务长歪着脑袋,从一个用红笔写着”高桥”名字的大信封里取出几份文件,放到了我的面前。此时,复苏了的记忆像火一样地烧红了我的面颊,极度的苦恼使我说不出一句话。
大约是在两年半前,在京都大学的研究室里,面对许多推荐我的恩师,我感激万分,浑身颤抖着接过了一份合同书,只见上面写着”月薪三千五百索尔,三年”几个简单的文字。大家围看着合同书,一时间,激励、祝福和羡慕的话语不停向我飞来。就在那一瞬间,对于一个为科学研究奉献出自己青春的人来说,无疑是获得的最高荣誉。
“三千五百索尔,兑换成日元是多少?真不少啊,是现在月薪的两倍多呀!”
“赶快签字寄回去吧,要是人家把名额派给其他国家就麻烦啦!”
喜悦的心情只持续了短暂的一瞬间,即刻就被越来越强烈的担心所替代。我毫不迟疑地在合同上签了字,用航空信寄了回去。
“非常高兴地接受贵方的条件,现将签字的合同文本寄上。我一定尽职尽力,不辜负贵方的厚望。”
那天晚上,为了庆贺我的成功,学校举行了小规模的庆祝晚会。报社也来作了采访,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
“万一合同寄不到怎么办?”
“要是过了两周还没有回音的话,该怎么办呢?”
担心和焦虑催促我第二天又匆匆跑了趟邮电局,给对方发了份电报,电文如下:
“很高兴地接受了贵方的条件。合同已另行寄出,望回复。”
可是,翘首以待的回信却怎么也盼不来。无奈,只好又追发了一封国际电报。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经双方签字的正式合同文本终于寄了过来。秘鲁大学在寄来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合同早已收到,谢谢您很快就在合同上签了字。可是,正因为你的合同签得太快而导致了一些不便。尽管我们在合同上写了’合同一经签订,应立即到任’的条款,但由于宿舍还没有准备妥当,请于三个月后前来上任。”
不言而喻,三千五百索尔只是秘鲁方面试探性的报价。现在,日本人”大甩卖”的证据就放在我的面前,这使我想起了康塞普希湖上那些没有鱼饵也争相咬钩的大马哈鱼,满心凄惨。
“没办法,请再忍耐一年吧,三年合同期满后,再慎重签订以后的合同吧。”
背后传来了事务长安慰的声音。
无欲乎?无能乎?
在薪酬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工龄津贴养老送终制”,这与西方国家实行的”薪金合同制”相比,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校长、所长还是企业主,他们在现有的预算范围内,与各种各样的人签订劳动合同,选拔所需的人才是他们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同时,员工也在寻找待遇更高的工作岗位。当然,一个满足于最低薪酬的人,是不会被上司看得起的。在秘鲁,那些整天热衷于组织罢工的工会领导人,是得到法律保护不会受到任何处分的。可以说,年复一年,那些有能力获取高薪酬的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刷新着自己收入的记录。
圣米格尔高级等中学的物理教师洛佩斯先生的经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前年,他以四千索尔的月薪就职于某高级中学。在实验室管理方面,他与校长产生了众多的分歧意见。终于有一天,洛佩斯先生实在无法忍耐了,央求他现在任职学校的校长,达成了以二千五百索尔的月薪调到这所学校来工作的协议。之后,随着他发表论文等出色的表现,又成了”香饽饽”。据说,来年他继续留任,月薪将达到六千索尔左右。
言归正传。工作是同样的,而薪水却只有其他教授的一半,这并非无欲,也非清廉,而是无能的证明。随着再次交涉的失败,这种评价就更加难以更改了。
真所谓”祸福成双”。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利马私立大学的工学系主任找到我,邀请我在合同期满后去他的大学执教,月薪为七千索尔。但是,考虑到研究设施、研究课题等因素,我暂时还不便离开这里。
在婉拒了”三顾茅庐”的系主任后,我便带着他所开的条件拜访了校长。校长认真地看完了文件,打电话叫来了事务长,当着我的面,撕毁了那份三千五百索尔、期限为三年的合同书。然后,校长微笑着握住了我的手。
第二天,我便在一份月薪八千索尔、期限为三年的合同文本上签了字。
多余的操心
新合同三年期满后,我决定告别心心相印的学生,离开秘鲁。
我的继任是日本的某某先生。此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让六年前的羞辱再次在日本人的身上重演。
因此,我特地向校方提出了强硬的要求,日本的博士某某先生的薪水决不能低于硕士斯他林格先生的七千索尔。可是,校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
“对那些还没有讲课的人,开始就许以高薪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只好从别的国家聘任了。”
最后确定的月薪是六千索尔。我怀着极大的诚意,给日本的某某先生写了封信,将我担心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一、合同上的薪金数额是最终值,是代理谈判的结果,请接受。
二、请不要急于发电报过来,要沉住气。过一个月之后再回复,一定给对方以深思熟虑的感觉,并且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三、为了维护日本的尊严,请不要全盘接受条件,可提出一二个附加条件。
虽然作出了上述安排,可是我非常急切地盼望着某某先生寄来的合同。
某某先生与某某先生的大学还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在整整一个月后才寄来合同文本。
我一眼就看到了寄自日本的信函,立即赶往校长办公室。
“我们大学,以及某某君本人提出一个附加事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接受贵校提出的条件。”
我在心里大声地叫好。看!到底是日本人啊,是绝不会满足那区区六千索尔的月薪的。我挺起胸膛,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校长。
哎,是怎么回事?当我的视线落在附加条件的第二行时,我立刻感觉到自己面色苍白、表情僵硬。大概是极度羞辱的原因,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最后是如何搪塞校长,是从哪条路逃回去的,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
“附加条件:
我们同意六千索尔的月薪条件。但是,决定派某某和某某某二人前往贵校工作,希望分别付给两人各一半。也就是说,秘鲁方面可以多一个人做事而不需要增加预算。日本方面以及两位希望被派遣者殷切地期望贵方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
第三章 残酷与忍从的历史
第十节 死去的名誉与活着的亡灵
六十五年后的回国
1966年3月的一天,一艘开往日本的大阪商船就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了。候船大厅里,一批日本移民正在千叮咛万嘱咐,送别三名回国探亲的同胞。那位泣不成声、与大家一一握手惜别的H老人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他是在二十岁那年的春天,怀着豪情壮志,漂洋过海来到秘鲁的。屈指算来,他已经六十五年没有回过日本了。
他在二十二岁那年逃离了开垦的农田,猫在一个露天市场连吃带住地干了几年,攒下了一点路费。二十七岁时来到了巴西的圣保罗,先是在咖啡园里干活,三十六岁终于在村子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到了四十三岁,与一位日本移民的后代成了婚。就是在二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夫妇拉扯大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他来到阿根廷,开始经营一家商店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日本的中部地区–译者注)的一个小渔村,当年自己怀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宏大誓愿远赴海外,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如今,终于可以踏上梦寐以求的祖国的土地了。
“听说村里已经通了汽车,邮递员也都穿着西装投递邮件。说起来也是的,不过,到底是真是假还叫我有点难以相信呢!”
总之,H老人所说的”战后”,与一般的概念不同,他老人家指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粗茶淡饭
衣锦还乡!这是日本人所追求的最美好、最崇高的人生价值。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可以忍辱负重地活着,甚至可以忘却人间的各种快乐。有时为了谋划计策而弄得心身疲惫,有时为了求得完满不惜丢弃自己的人格。要是取得了成功,就会找个日子,俯视着周围的人群,含泪讲述自己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这就是被日本人视之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代代相传的美德。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
欧洲的少男少女们听到英雄罗宾汉的冒险故事和佐罗的英勇行为时,就会激动得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他们从小就深受这些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奋起反抗的英雄们的熏陶,深知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团结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日本人从小就把出身贫穷、向往天下权力的太合秀吉的事迹,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而加以教化。在太合秀吉的故事里,他时而穿着草鞋,卑躬屈膝;时而大发雷霆,把寺院里的佛像统统打碎……是鼓吹霸权主义的范本。
在国外,日本移民与中国移民的情况也截然不同。中国移民修建了”唐人街”,提出”同胞共荣”的口号,互帮互助。而日本移民却经常断绝与同胞的来往,喜欢孤军奋斗。结果是,作为一些成功者出现的代价,无数惨败者的尸骨被埋葬在异国他乡。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移民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两千年历史的缩影。
像H老人这样能够在如此高龄回国探亲是很难得的,六十岁之前能够踏上故乡土地的人也是十分罕见的。如果在三十五岁以后能够拥有自己的商店的话,还要进一步筹集资金,支助自己家的亲属……这些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开始考虑回乡探亲的计划,差不多已经是四十五岁以后了。可见,日本移民的艰苦生活是必须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其实,我们日本移民也并不像外国人所宣传的那么节俭,那是因为贫困生活养成的习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上街也只能穿着干活时的衣服。一年之中,也只有在盂兰节①和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
虽然移民同胞们这样解释,但是,英国商人惠特曼先生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
“巴西也好,阿根廷也好,都有富人与穷人,对吧?可是,在他们那里,只要能挣到一百万日元的男人,就要穿上五十万日元的衣服;能够挣到一万日元的人,也要系五千日元的领带啊!穷人也有穷人的休假,哪怕就是在郊区的田野上玩玩也是很开心的。可是,你们日本人是怎么回事?白天也干,夜里也干,星期天、圣诞节也加班,就知道干啊,干!挣钱啊,挣钱!不论是赚了一百万的人,还是挣一千万的人,都一样只吃黄豆,穿二百日元的衣服,把钱全都存起来。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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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盂兰节:日本阴历7月15日中元节,佛教举行的盂兰盆会。
裕仁天皇的吸血鬼
也许,在那些打扮得光鲜照人的拉丁族人中间,趿拉着破鞋、套着半截短褂的日本人确实让人感到格外的不顺眼。并且,当地人的商店每天只开八个小时,可是,日本移民经营的商店,无论是半夜还是午间休息,都高高兴兴地开着,当然会使人感到很奇怪。
“最近经济不景气,都怪日本人把钱给存起来了。”
“工人的工资那么低,都怪日本人不管工资再低都拼命干活。”
“只要有日本人在这里开店,周围的店铺就该倒闭了。”
“只要有日本人参加,老板们就能掌握工会所有活动的动向。”
“现在,日本人就像老鼠一样到处都是,我们国家很快就会被他们吃光了。”
类似这样蛊惑宣传加上感情上的隔阂,很容易把当地的工人们煽动起来,从大正年间到昭和年间,反日排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应该说,日本人给外国人留下的这种印象,在最近的十五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新的评价又应运而生:日本人就像经济动物一样,生活方式就是只顾自己。
在南美洲,过了中午十二点,即使你对在街上散步的当地人解释说:”日本商店中午不休息。”但是,他们也会感到别扭,明明是要买些礼品的,却还是特意找间咖啡馆坐着,非要等到下午一点钟商店正式开门的时间,才肯进商店买东西。看来,日本人”不留间隙”的服务理念与外国人劳动契约制度的习惯,在明治年间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人们简直就像听说两颗行星在天空相撞一样感到惊奇不已。
岛国日本的”牢头”们与来自广阔世界的”世界主义者”相接触的时候,早晚都是要发生排斥和冲突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给日本的海外移民们带来了沉重的压迫,可是,那些面露嘲笑神色、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或许永远都是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井底之蛙”。
于是,阳春3月,成功了的日本移民们就要衣锦还乡了。他们的名字、金城旅行社包租的船只和飞机,都被送行的人们的掌声所包围。临行前,他们把万千思绪和用毕生的血汗挣来的万贯财富深深地藏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当地的批评家们立刻作出了反应,说道:
“这下子我们终于看透日本人了。不管是哪国人,只要当了移民,成为新的国家的国民,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日本人却不一样,他们付出了比别人多五倍的劳动,但赚回了比别人多十倍的钱,并且,他们把这些钱全都拿回日本了。这样就必然会造成灾难,他们是被裕仁天皇操纵着的吸血鬼。”
无论他们怎么说,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日本移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其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用于他们自己的。
虽然说是在地球的对面,但是,日本与巴西之间轮船二等舱的票价是十七万日元,即使是乘坐飞机,票价也不会超过轮船的一倍。那么,既然回国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折呢?事实上,对有些日本移民来说,即便你白送给往返的船票,让他返回向往已久的祖国,他恐怕还会苦恼得想自杀呢!
今浦岛的虚实
4月中旬,H先生等三人乘坐的轮船平安抵达了横滨港。第二天,他们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起参拜了皇宫。三位老人坐在落英如雪的樱花树下,回忆起这么多年的艰苦历程,真是泪如泉涌啊!第三天,他们各自登上了返回故乡的火车。
回到家乡后,H先生在亲戚、朋友、地方报社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家乡的县政府。首先向县知事、县议长、地区议员等赠送了南美洲的土特产–每人一张鳄鱼皮。之后,他又来到会议室,将本县的海外移民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当晚,应邀参加了特意为他举行的、令参加者大吃一惊的豪华宴会,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一直热闹到深夜方才结束。
次日,地方报纸以《功成名就–今浦岛》为题,以三个段落的篇幅刊登了老人的生平事迹,很快他就美名远扬。哪怕是站在曾经养育过他的明治村庄的车站月台上,到处都能看到一张张崇拜之至和恋恋不舍的面孔。当天夜里,老人举行了答谢宴会,参加的有村子里的实力人士、自家的亲属、朋友、邻居等二百余人。宴会非常排场,光是一条大的加级鱼就价值数千日元,盒装食品也是几千日元一盒的。宴会通宵达旦,人们欢声笑语,一遍遍地为老人祝福。
第二天早晨,参观村小学,登上观礼台;然后,参加忆苦座谈会;最后,向村小学捐款一百万日元,作为学校各个教室添置电视机的资金,接受校长递交的感谢信。
实际上,关于H先生今天参观村小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的确是倾注了过多的感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十年前,也就是他七十五岁的那年,H先生就曾经有过回乡探亲的计划。可是,他接到了弟弟的来信,得知同村有位也是移民秘鲁的M先生前些日子回乡探亲了,给村小学捐赠了五十万日元。听到这个消息后,H先生含泪放弃了回国的年头。因为,在他的原计划里,本打算只给小学捐赠十万日元。H先生痛恨M先生!但是,从此,并不服老的H先生拿出了年轻人的勇气,开始更加发奋地挣钱。H先生拿出了”杀手锏”,同时给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村里的神社(日本供奉神灵的庙宇)和村公所作了捐赠。并且,还在村里冷清、昏暗的道路两旁安装了明亮的日光灯。这样一来,村里人就都在谈论他和十年前回乡的M先生,舆论一边倒地盛赞他的义举。H先生终于赢了!这场村上”成功人士”争夺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川中岛决战。
H先生在自己出生的村庄上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给寄居的弟弟家盖了新房,安装了新的栅栏。最后还包租了一辆观光巴士,带上酒菜,领着相关人员游览县界境内的风景名胜,以此作为答谢告别宴会。
临行前,众多得到他恩惠的人们一直把他欢送到车站,依依惜别,祝愿他健康长寿。村长也手持感谢信跑了过来,中学生们也满怀敬仰之情,请他签名留念。
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了。座位上,H先生带着完成了人生使命的踏实感和虚脱感,茫然地眺望着窗外。在晚霞的夕照里,他久久地凝视着这片今后永远也不可能再见到的祖国的土地……
究竟是为什么回日本的?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又是为了什么?尽管今天在阿根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并不了解日本,尽管还有再次迎接贫穷生活挑战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一部日本人所敬仰的成功者的传记。
回不了祖国的人
那么,难以实现回国愿望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姑且不论。另外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有些宽裕,但没有能力像前面那些回国探亲的同胞那样随意铺张。这些人由于顾及面子什么的,也就断绝了回国的念头。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件心情郁闷的事情。
为了排遣思乡的苦闷,他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利用当地的材料加工醋鱼饭团,做糯米团子,玩赏日本式的庭院,用废旧汽油桶改做日本式的澡盆等等。而对于老人们来说,最大乐趣恐怕就是去圣保罗旅游了。
“还是得活下去啊,有时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村子里。”
在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能够体味到他们对不能回国探亲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这些老人缓慢地蠕动着他们那饱经风霜的颧骨,啜吸着一百克鲁赛罗①一碗的葱丝清汤面,有时也喝一些加了粘糕的、特别甜的小豆汤……这些情形,已经成为圣保罗日本移民街上的一道风景了。
然而,在几十万横渡太平洋的日本移民中,我们谈论衣锦还乡的人,或者是日常生活还算宽裕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日本移民生活的一半。
在南美洲,有些日本移民或因为顾及名誉含羞而死,或为了躲避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而忍受孤独……如此这般断送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者,又何止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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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鲁赛罗:巴西的货币单位。
秘鲁的松川事件
A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他仪表堂堂,还能干些轻活,很难想象他是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从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利马一个西班牙富豪家的别墅里当清洁工,并且在他家仓库旁边找了间一坪(大约为3.3平方米–译者注)大小的房间住了下来。
我的朋友矢野虎次郎先生由于生意上的事情,到这位富豪家拜访。他看出了自称是中国人的A先生是日本人。回来后谈起这件事情,觉得与我受人之托从日本带来寻亲的照片上的一个人很相像(有几位日本人托我帮助他们寻找亲属,并且还带来了回日本探亲的路费)。在我答应为他保密的前提下,矢野先生这才同意陪我又去了一次A先生的蜗居。
“只有开拓贸易,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年轻时候的A先生也曾经有过直薄青云的大志。人们都说A先生自杀了,已经死了–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情。而事实上,A先生并没有死,他是被卷进了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冤案里去了。
昭和14年(1939年),当地政府加强了对日本移民的营业限制,A先生眼看着新的业务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就开始向自己一直经营批发业务的客户收款。A先生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很广,即使是被迫停业了,就是光靠回笼的资金也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二三年。可是,在安第斯山对面的C村有个客户,豪宅深院死一般的寂静。A先生去了几次,按了许多次门铃,却始终没有反应。焦急万分的A 先生绕着宅子转了一圈,沿着土墙垮塌的缺口正要进去,不巧遇上了警察,还被训斥了一顿。
人的命运确实是个说不准的东西。A先生在与警察争辩了几句后,血气方刚的他理直气壮地朝警察嚷道:”我是债权人,你给我住嘴!”谁知道,这家的主人最近刚刚被人杀了。这一来,A先生就自然成了犯罪嫌疑人。当时,正是反日浪潮高涨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人肯出大力气营救A先生。而他本人态度又非常激动,做出了一些蔑视法庭的举动。在法庭上辩解时,关键时刻语言又不通,没法说清事情的原委。再加上邻居作证说:”他就是这几天每天都在这里转悠的男人(事实正是如此–作者注)。”因此,他就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
A先生被判入狱了。后来又以”优秀犯人”的身份出狱了,在获释的那天,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遗书,让大家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当然,A先生无罪的真相后来终于大白,但是,A先生也有二十五年没有露面了。在深宅大院里做清洁工,很少会被来客看见;而且他也没什么事情,平时不需要外出。国籍的问题也好办,只要不遇到日本人,别人都会以为他是中国人呢。
我们拿出了路费和他的日本亲属的照片,一个劲地劝他返回日本。我想,如果要想冲破他的”名誉”心理防线,就非得拿出硬功夫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现在,社会变了,没人会评论谁成功,谁失败啦!再也不会有人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了!”
“外国人可不在乎自己的失败。失败了就由政府送回国,还抱怨政府发放的’重新创业基金’太少呢。”
可是,任你用什么办法,也改变不了A先生固执的念头。
“拜托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与日本人说话,我感觉到好像已经回了一趟日本。不过,要是你们真的同情我的遭遇,请你们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也不得向任何人谈起见过我的事情。否则,我换个工作,离开这里。”
A先生拉着我们的手,如泣如诉的声音,使我不得不放弃了任何说服他的企图。
对于A先生来说,他与其他日本移民一样,把”衣锦还乡”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但是,由于警察的错误,导致了他的第一追求化成了泡影。如今,他就只好抱着自己的第二追求了却余生了。按照A先生的说法,一个年轻人死了,尽管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第一追求,但是人们会怀念他,说:”他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成功的。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怀念的人啊!”这就是A先生的第二追求,也就是他认为的”名誉”。只要A先生的名字在死亡名单中,他的第二追求就算实现了。也就是说,对于A先生来说,”只有’死’了,才能够放心地活着”。
再死一次,
我并不恐惧。
因为,
要是没有爱,
死,
就是快乐的天堂。
这是法国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看来,法国诗人的心,正符合了日本人”成功理论”跳动的频率了!
披露A先生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或许就是犯了”第二次杀人”罪。
最后,我对A先生说,由于”冤案”已成定论,是否可以提出重新审理的请求,要求恢复名誉?但是,他笑道:
“那又有什么价值呢!说到底,我的第一追求还能回来吗?晚了!要是别人知道我还活着,我的第二追求也就随之破灭了,还不如死了呢!”
佛龛上的农夫们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B先生的。那次,我去看望东京大学印加帝国遗迹考察团的泉靖一博士,他正在处于安第斯山脉中部的瓦努克盆地考古发掘现场。回来的途中,我走过丛林,越了帕斯科山峰,放眼望去,展现在视野里的是以安第斯山脉为背景的空旷无际的大平原。环顾四周,到处都是麦子的海洋,一望无垠的麦田翻腾着翠绿色的波浪。
夕阳西下,辽阔的平原染上了一层惨然而又单调的色彩。只见一位瘦骨嶙峋、戴着破草帽的老年人,光着双脚站在地里,稍不留意还误以为那是一具看守麦田的稻草人呢!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庄园里干活的印第安人,仔细一看又不太像,鼻子不是那么高,态度也比较和蔼。于是,我用日语问道:
“你是日本人吗?”
“No!” 老人绝口否认,抬腿就要离开。
这下我明白了,能够听懂日语的提问,并且能用”No”来回答问题的印第安人是不存在的。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也不让我给他照相。他要求我,在这里相遇的事情,不得告诉任何人,就连自己的老婆也不例外。在得到我的承诺之后,他才肯坐了下来。
“在青年时代我也曾想过要当一名大地主。可是,我被骗了,唉,是被自己的同胞欺骗了。我是个在精神上已经死了的人。当地的庄园主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我的躯体。这里的豆子和红薯是足够的,有时还能喝上一杯皮斯克酒。日语我是全都忘记了。对了,像我这样的日本人在阿申达还有好几个呢。不过,彼此之间既没有通过姓名,互相也不大打听底细,都是些已经死了心的人啊!我一次也没去过帕斯克镇,听说那里好像也住着一户日本人。”
我从背包里掏出酒瓶,劝他喝几口日本酒。这时,他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既有惊奇,又有感激,还带着羞愧和高兴……不一会儿,他一边哆嗦着,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很快就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作为回赠的礼品,他往我的包里塞了几个红薯。他也是一个等待着第二次死亡的”亡灵”!
当年,他是乘坐最后一艘移民船离开日本的,丢下了贫穷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再苦再累你也要坚持三年,等我在秘鲁做起了买卖就回来接你们。”
他的妻子哭了。哭着,又笑着点了点头。即将跳出苦海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刹那间,在她的眼前闪过。可惜的是,这竟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的诀别。
“哎,我老婆,再婚?不会的,她不是做那种事情的女人。只要她活着,肯定会天天在佛龛上给我供上饭,为我念经的。可能都有外孙了。哎呀,我真糊涂啊,还想这些事情有什么用?这都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只能在保持荣誉与毁坏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日本人,他们命中注定的结果,难道是靠别人的祷告就能改变的吗?
“老头子,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在看着太阳落山,落山的位置天天都不同。但是,过了一年,它就又轮过来了。你呢,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来啊?”
我仿佛看到了祈祷的老太太,她那瘦小的身材和青筋暴突的双手合”十”在胸前,正在微微地颤抖着……
老人思忖了一会儿,留下了写有我姓名、地址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
第四章 风中芦苇
第十四节 没有人性的性爱
丽人街
巴黎的马杜莱努大街,马德里的格兰比亚大街,还有利马的德乌尼昂大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都是流光溢彩、堪称世界一流的步行街,恋人们徜徉其间,其乐融融。可是,你能看出那些在琳琅满目的橱窗前低声细语,在夕阳的余晖里流连忘返的年轻和年老的情侣们,他们的表情和举止与日本人有哪些差别?首先,给你的第一印象是,那些人几乎都是成双捉对地搂着肩,牵着手,并且,他们总是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在这些地方,你根本就看不到像银座或心斋桥那些左顾右盼之徒,也找不到那些蔫头耷脑、满脸晦气之辈,更见不到那些步履匆匆、在人群中穿来钻去的公司职员。
行走在佛罗里达大街上的恋人们,仅仅是相依相偎地走着还难以表达彼此心中炙热的爱意。走着走着,女孩停下脚步,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的男友。男孩便低下头,深情地吻一吻她的脖颈。接着,又缓缓地向前走去,不一会儿,男孩又一往情深地望着他的丽人。此时,女孩便轻轻地闭上双眼,静静地期待着她的白马王子的亲吻……就这样,他们二人和周围的行人们没有丝毫尴尬的表情,一个个往来自如,若无其事。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日本的话,日本人只会不通人情地说道:”大街上搂搂抱抱的,也不怕被汽车压死!”但是,如果在交通的十字路口发现一对接吻的男女,国外的司机是决不会按喇叭把他们轰开的,而是把车驶向一边,轻轻地从他们的身边绕开,还要道一声:”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当然,单身女孩经过时,单身的男孩就会停下来致意。在南美,不管时间多么紧急,都不会出现对擦身而过的女孩不理不睬的失礼行为。并且,男孩子们还一定会给女孩投去注目礼,主动打招呼道:
“嘿,您真漂亮!”
女孩也会嫣然一笑,道:
“谢谢!”
这真是街头一道恬静和美的风景。
在日本的街头,有许多热衷于看热闹的人。你要是在新宿的火车站里扔一个豆沙包,马上就会吸引来数百人的围观者(据昭和45年报纸刊载的社会新闻–作者注)。据说,一天,在某个小车站的站台上,很难得地聚集了六七十人,大家正围成个圆圈,伸长脖子看着什么。原来被他们团团围住的是一对抱着孩子正说着话的外国夫妇,夫人无意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立即引起”轰”的一阵大笑;怀里的孩子喊了声”妈妈”,众人竟然又是一片骚动。
上述场面在国外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在洛杉矶也好,在圣地亚哥的公园里也好,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没有人去围观他人。不过,如果你装咖啡豆的袋子漏底了,正当你束手无策时,肯定会有年轻人帮你找来纸袋,并且还会有人聚集过来帮你拣。但是,就是没有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人。当然,聚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或者是乌拉圭的公园里听演讲的人群,则又另当别论。
是的,在国外,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有人围观起哄,那就是当绝代美女走上繁华的街头时,一群男青年就会围着她跑前跑后,假装与她擦肩而过,没话找话说道:
“嗬,真是一朵美丽的鲜花啊!”
“真是艳光四射啊!”
日本人对于西方男女之间的亲密举动经常不知所措,并且总是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当然,在日本人那种喜欢起哄、饶舌的环境中,似乎也不需要去模仿西方青年男女的做法。因为,对于个人的隐私,即使你刻意隐瞒,也还会被人张扬得满大街都是。但是,只要一离开日本,就会觉得生活好像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洗浴也好,睡觉也好,都是独自一人。只有客厅、户外才是他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对于”爱”的干涉与否,可以说是日本与世界相隔离的一个关键所在。
“外国人在公众场合都那么卿卿我我的,在家里一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难免要作种种不着边际的联想。而外国人则会这样想:”日本人在外面的社交场合都不接吻,回到家里岂不是连话都不说了?”然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在双方家庭互访时,笑话就闹得更大了。在西方,当有客人来访时,即使正在吵架的夫妻,也会立即和解,做出相拥而吻的甜蜜状。日本人夫妻则正好相反,随着客人来访的一声门铃响,即便本来很亲热的夫妻,也会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丈夫命令妻子,妻子摆出不顺从的样子……日本人指责”外国人好色”,而外国人则批评”日本人不解风情,是冷血动物。”
“爱”就是一切
日本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即使从旁得知了别人的不幸,也决不会给予关心和帮助。相反,西方人虽说感情之事是没人干涉的,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从来不惜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他们把陷于感情纠葛或失恋痛苦中的人,视同家中患了重症的病人一样,履行着照顾与爱护的责任和义务。
“各位病员,非常抱歉!这会儿,我的恋人已经到了车站,在等我呢。今天的约会很重要,就诊到此结束,请各位谅解。”
身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候诊室,对正在候诊的病人说明中止诊疗的理由。
“这怎么行!”我生气地说道。
“伙计,生气也没用。理由嘛总归是理由,这位年轻医生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啊。走吧,去看别的医生。”旁边一位左手缠着绷带、四五十岁的男士笑着制止了我。
可是,有一回,居然轮到我去给这样的恋人们做说服工作了。
古莱格里奥是位优秀的学生,他不光从来没有缺过一次我的课,而且还立志要去日本读研究生,所以每天坚持练习还很不熟练的日语会话。但是,不知为什么,每周周六的观测课他却总是不露面。而对于天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夜间观测是一门必修课。不过,还没等到我去找他,古莱格里奥却先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的面前。
“教授,我有个女朋友,叫普罗娜,非常温柔可爱,我们已经订了终身。可是,她和她的父母对做学问不太理解。她确定的约会时间是周六晚上,恰好与天文观测课的时间相冲突。要是在约会与天文观测课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与普罗娜的约会。您能帮助我吗?我想,老师总是有办法的。”
为了古莱格里奥,我特意去见了普罗娜。据说,如果有一周不见古莱格里奥的面,普罗娜就会伤心哭泣。你别说,我的亲自出马还真的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我通知普罗娜说想见一见她,她就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的研究室。我们三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本着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原则进行了调解。我对普罗娜说:”古莱格里奥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你也得有当好科学家夫人的心理准备呀。”听着听着,普罗纳也许因为过于紧张,长长的眼睫毛上都挂满了泪水,神情严肃地说道:
“我今后再也不会缠着古莱格里奥看电影了,如果不能与他约会的话,我就忍耐一下。我打算用练习打字来代替约会,将来也好帮帮他。他要想当个科学家也是够辛苦的,好吧,我就这样去做吧!”
普罗娜的母亲也掩饰不住高兴的情绪,表示,即使不是周六,只要休息,随时欢迎古莱格里奥到家里玩。作为教师,我也表示,会尽量给学生提供方便,以后周六的观测课,每上三周休息一次。
这次调解所取得的成功,不仅古莱格里奥本人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赢得了全体学生的一致好评。在他们看来,我作为一个不谙社交礼仪、以古板著称的日本人,能够亲手为普罗娜脱下大衣,给她让座,是难得的绅士风度。这样一来,学生们有了什么苦恼的事情就纷纷来找我帮助调解,真令我应接不暇。于是,根据帕查科教授的建议,我终于找到了相应的对策。那就是为他们出具证明。证明的文本格式如下:
证明
×××小姐:
×××系×年级×××学生,因×日夜间××时至××时有听课任务,希望变更与您约会的时间。
特此证明
教授 高桥敷(签字)
×年×月×日
良好的性教育
学生们在恋爱时所遇到的种种烦恼和痛苦,都能毫不隐瞒地对我们倾诉,所以,我们教研室就会经常收到学生们带着苦恼情绪的信件。诸如”我真不知道他对我的印象如何?””看来,她好像有点讨厌我”等等,在老师和学生们当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次,我利用去西班牙旅行的机会,在首都马德里郊区的一所实验学校旁听了一节以女中学生为对象的”爱情”专题讲课,真的令我感动不已。
这是一场由初中二年级一班十二名女学生参加的集体讨论课,主讲人是一位带着夹鼻眼镜的老年女教师。在她的启发下,对《再见吧,武器》、《红与黑》等小说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我认为,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钱也未必就有幸福。我不要钻石之类的东西。”
“是啊,我欣赏能够为了我不惜与家庭决裂,跟我一起私奔的男孩。”
“我不赞成你们的说法,这也太过分了。我心目中的爱人,应该是时时为我着想,决不做那些让我为难的事情的男孩。他应该是一个既富有热情又不缺乏理智的优秀的人。”
“呀,那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上帝不可能造就出十全十美的人。只要彼此真心相爱,遇事好好商量,总归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少女们过于有条不紊的观点阐述令我惊叹不已。可以看出,她们对爱情问题的探讨,已经从对小说人物发表看法转变成了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密切关注。她们把班上某个同学生活中遇到的苦恼拿到课堂上来,大家集体讨论,寻求对策,最后达到使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目的。
最后,老师怀着诚挚的祝愿与期待,对讨论会作了一个小结,她说道:
“我们班有十二个人,我们看看谁能得到最为理想的爱情。你们当中不管是谁,只要有了心上人,一定要首先带来给老师看看。记住,无论过多少年,老师都会愉快地等待着这个消息。我祝愿你们把纯洁的心灵、曼妙的身体献给你生命中唯一的爱人。愿你们每日每时精心培育这份最值得珍惜的感情!”
这里所进行的性教育,是对美好而神圣感情的阐述,是一种扎实有效的正面引导。
长期以来,在日本人眼里,外国人都是性淫乱、性变态。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那些道貌岸然的日本人,正是地地道道的性变态者。他们那种不健康的、抑郁的性心理和猥亵的性行为,正是来源于他们”性污秽”的观念。
“性欲是罪魁祸首,万万不可去想它。”
“一定要谨慎地对待异性之间的交往。”
“言情小说是祸害,千万不可多读。”
在日本,所谓的性教育,也就是”性逃避”、”性禁止”的代名词。
撒尿的淘气男孩
那是我回国之后,刚刚在大阪住下的时候,有位很熟识的小学校长跟我谈起了他的想法,说是要在学校的喷泉池里树一尊”撒尿顽童”雕塑,并且问我是不是有点难以被人们接受?我非常感兴趣地向他介绍了国外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想法。
我对他说:巴黎也好,北欧也好,”性”是作为一种神圣的东西而受到人们推崇的。在那些外国人的眼里,裸体画像和裸体塑像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即使在南美各国的学校里,也一定会在走廊或者校园里陈列毕业生们所喜爱的、具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或名画,大多数是男女裸体作品,其中也不乏男女拥抱的内容 。外国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尊重肉体、性和爱,并把它们作为一种艺术来理解–他们就是在这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日本,要是做过激的改革也许不切合实际,但在校园里树尊”撒尿顽童”的雕塑也未尝不可,也好让日本人慢慢地适应啊!
校长听了我的介绍很高兴。同时也为日本的孩子们不能像外国的孩子们那样宽松幸福地成长,始终处于把”性”看成是污秽之物的环境里,而深深地叹息不已。
在日本,街道上、公园里根本就找不到一尊裸体雕塑。不仅如此,只要提起”裸体”,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脱衣舞场的宣传画或黄色电影的画面;一说到”性”,首先想到的是被强暴的少女,以及被侮辱的女性。日本人如此猥琐地看待”性”,真的十分可怜。我真诚地祝愿:希望诞生于此的 “撒尿顽童” ,能够作为这所学校的象征,永远地保留下去。
但是,我接到了校长先生的邀请,说是雕塑完成了,请我过去看看。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吧,我突然造访学校,本来是想给校长一个惊喜,可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喷水池里的那个”撒尿顽童”不见了。校长无奈地解释道:雕塑落成后,马上就遭到了教育委员会的严厉申斥,不得不拆毁了。”简直是蛮不讲理!” 校长补充说道。据说,这件事激怒了教育委员会,他们认为:”在校园里树立这样的雕塑,是对孩子们猥亵情绪的引诱,有鼓励学生们随地撒尿的嫌疑。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校长,想出这样的主意简直是岂有此理!”
面对此情此景,我找不出一句安慰校长的话,但是,既然来了,我想还是应该去看一看那尊校长的得意之作–“撒尿顽童”雕塑”出嫁”的地方。我往校外走了大约二百米,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这下可让我彻底绝望了。
“撒尿顽童”雕塑依然是崭新的,可是已经徒有形骸了。本来应该用于喷水的前面部分已经被敲掉,为了不让水流出来,他们在那个缺口上紧紧地塞满了东西,塑像的腹部也被人涂抹上污浊淫秽的文字。
在这个世界上,”撒尿顽童”塑像何止万千,唯独这尊塑像遭此厄运。从卢布尔到凯旋门一路上的公园里,类似的塑像不计其数,可是,却没见一尊被人胡乱涂抹的。在西方被人们看成是”高雅美好的性”,在日本却被视为”肮脏、见不得人”的东西,其结果只能落得个”亵渎”、”应该鄙视”的下场。
惨遭查禁的日本电影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从昭和40年(1965年–译者注)前后,利马教会、学生会、妇女联合会对日本电影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得以了解的。在《痴人之爱》、《钥匙》等包括日本艺术作品在内的电影中,出现了一些性爱的镜头,但是,我认为,那比起国外的《放荡的卡罗莉娜》、《萌动》等影片,其暴露的性爱场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并不应该成为遭受他们抗议的口实。对此,有些日本人甚至愤怒地认为:这是对有色人种艺术作品的偏见和歧视。我对日本电影”罪恶”的认识,应该说是在我参加了学生电影俱乐部的活动之后,才逐渐认识到的。而且,这种感觉在回国以后越来越强烈。
以史前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的电影《萌动》,描写刻画了”性”这个主题。同时被两个少年爱慕的美丽少女阿莱吉桑塔·库莱奥帕托娜自始至终赤裸着身体,就连被强暴的镜头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然后,全剧终了,全体观众洒下了泪水。这不仅是对投水自尽的美少女的惋惜,也是对被损毁了爱情的天真少年的同情,同时也表达了对那些自惭形秽、难以得到爱情的加害者的关注。而日本的电影却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那些电影总是置故事的情节不顾,一味地罗列那些肉体的暴露、毫无意义的性交镜头以及莫名其妙的残酷凌辱的场面,已经不是镜头暴露程度多少的问题了。
在意大利记录抗击德国纳粹的影片中,也有许多被殴打、被伤害、被烧灼,直至被严刑拷打致死的场面。年轻人在看这些电影时,一边手心里捏着汗,一边暗暗地为主人公加油:要坚持住啊,千万别招供啊!可是,同样还是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在观看一部描写德川时代的酷刑影片时,面对为了追求刺激而设置的凌辱和残酷的场面,他们耐着性子看完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道:
“唉,随随便便地就把那个女人给杀了,真吓死人了!”
性爱与人类
在日本,性爱不需要加入感情因素,这是基于日本人把性看成是一种淫乱之物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性是一种非人性的东西。
可是,”世界主义者”认为,人类是爱的主体,是接吻、拥抱的对象。无论多么没有教养的少年,在女子面前都会变得彬彬有礼。因为,他们从幼儿园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女士优先”,就是对弱小者的保护,就是对美好事物的推崇,就是对母性的尊敬。”战后,女人和袜子都涨了行情”,这是日本男人们的普遍看法,他们从小就根本没有接受过类似”女士优先”的情感教育。你想,这样的一些人,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性生活不可回避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又怎么能够建立起美好的感情生活呢?
世界上的许多电影里不乏描写性生活的镜头,那都是作为一种美的展示。影片所展示出来的色情以及见异思迁的场面,往往可以使观众了解主人公人生的烦恼、对生活的见解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等等。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描写,可以引起观众对主人公的理解和同情。可是,日本电影里充斥着毫无人性的性镜头,肆意凌辱和使暴的画面比比皆是。并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殊的才能在这方面得以充分发挥,那就是:不重视透彻的分析和明白的说理,而是惯用夹杂着臆断与捏造的手法。假如我们把北欧电影的某些镜头,或是法国性教育影片的某些镜头–那些在情理中展开的、生动感人的场面–移植到不讲人性的日本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不难想象,它们的深刻寓意和体现爱情人性美的美感将丧失殆尽,灵魂与精华将被曲解。最终被他们视为”污秽之物”,惨遭唾弃。
十五年来,日本人对于性的问题在想法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为了防范当今日本人感觉上出现新的偏差,我在这里记录两件事情,以供参考:
其一,被警方以猥亵妇女罪逮捕的A君辩解道:”不是说可以自由性交嘛,怎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由”这个词,与日本旧的道德观念具有同样的严酷性,不过它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而已。也就是说,如果相互尊敬,彼此之间有了爱情的话,就可以从其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其二,在某大型跨国公司,有位毕业于日本一流大学的职员,因为猥亵妇女流氓罪被开除了。该职员辩解道:”我就是在女清洁员打扫厕所时进去小了个便,能称得上流氓罪吗?再说,公司里的C小姐,总是穿着迷你裙,还喜欢把双腿架在办公桌上,也没有被开除……”这是同事们感到很愉悦的举止,是与”猥亵”毫不沾边的事情。
罗拉女士的回信
–新版第二版代跋
虚伪的回信
一口气读完了《丑陋的日本人》这本书,我再一次捧起了芙罗拉女士的来信。
“前几年,当英国政府凭借武力占领了阿根廷领土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时候,世界上的各个友好国家都对我们表示支持。可是,在亚洲,唯有日本表示支持英国,这是为什么?当时,我给报纸写了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日本人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扔下弱小的伙伴,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而逃跑的国民。’不过,我同时还强调’在日本也有很多善良的人。'”
为什么在芙罗拉女士的心目中,日本人那种”逃跑”的印象总是难以磨灭呢?为此,我作了如下的回复:
“日本社会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以前的日本人生活的圈子很狭窄,仅仅限于自家亲友之间。在这个’圈子’里,他们遇事都会热心相助,但是,在外人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逃跑’。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新干线的开通和万国博览会的举办,使得全国都变成了’亲友圈子’,并且期望着能够向全世界扩展。希望您什么时候再来日本,那时,您就会看到一个谁也不’逃跑’、大家都能和睦相处的日本了。”
“马尔维纳斯的问题恰恰相反,国民的80%以上都是支持阿根廷的,可是,那些老年政治家们与过去的英国交情很深,很难丢开英国不管。”
很显然,这是诡辩之辞。尽管十五年来日本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都是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过去,日本人那种家族式的共同劳动、共同休息的”亲友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失去的恰恰是它的优点。现在,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导致了以前可以帮助大人干活的孩子们,要把成人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学校和单间居室里,失去了与家庭成员以及朋友们接触交往的机会,难挨的寂寞、剧烈的竞争、严厉的管教以及不可逾越的条条框框……久而久之,使得孩子们失去了生活的情趣,而把日积月累的压抑转化成了连续不断的越轨之举和作践行为。
我曾经带领一个调查小组,就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情况作了一番社会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十五年来,父母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
总而言之,生活的目标–趣味和乐趣–正在弱化,整个社会”金钱至上”的倾向性越来越强烈,并且在年轻人当中更为盛行。我们就”与近邻的交往”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有10%的母亲希望”与近邻不来往”。当问及孩子们”如果你的好友遭到欺辱时,你该怎么办”时,竟然有10以上的孩子回答”与我无关。”
是啊,情况明明是十分清楚的,为什么还要给芙萝拉写这种自欺欺人的回信呢?
难以回答的问题
芙萝拉女士告诉我,她自己也成了一位普通的”教育妈妈”。她在信中写了一段当”教育妈妈”的口头禅:
“告诉妈妈,你有几位朋友?你的朋友中有几位是男孩,几位是女孩?在班上要争取做大家都喜欢的孩子啊!”
“你有聪明的朋友吗?你有愚笨的朋友吗?你有身体残疾的朋友吗?对,你最好能够交这么一位朋友:当你稍不留意时,他就会做出一些越轨的举动……只有与各种各样的朋友交往,长大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啊!”
这在极其重视社交能力的南美大陆,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对于笃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我们来说,却是何等新鲜有趣的说法啊!
“您好像挺忙的,真辛苦啊!”字里行间充满了她热情的问候。
在信的结尾部分,她又写了些夫妻之间的趣事、孩子们的天真可爱以及对日本表示友好的话语。
与芙萝拉女士因爱而结合的丈夫,是位每天骑着摩托车从中央邮局出发,为千家万户传递邮件的邮递员,是两个孩子心目中的偶像。
“那可是挂号信,里面装着贵重的现金呢。要是送不到的话,他们一家人该怎么过啊?”
“呀,那是快递信件啊!”
从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带着孩子们抽空与父亲一起投递邮件。每当父亲的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越来越近时,两个孩子就会欣喜若狂,兴奋地跟在摩托车后面追过一个又一个街口。母亲芙萝拉边奔跑着,边向孩子们解说丈夫手里的那些不太常见的信件。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在学校的”见习课”(每周一次,组织全年级的学生去父母亲工作的场所实习的课程)上,无论是哥哥还是妹妹,老师给的评语都是”优秀解说”。并且,丈夫也领着孩子们参观芙萝拉工作的场所。不过,哥哥把父亲作为自己的偶像,虽然还只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却立志要当一名”比爸爸还要’厉害’的邮递员”。他在作文里这样写道:
“将来,我要骑着日本生产的250CC摩托车,比爸爸快十倍地投递邮件。我还要把人们的家庭名称和住址全部输入日本制造的微型计算机里储存起来。”
啊–读信至此,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给芙萝拉回信了。对于这位深受芙萝拉影响、十分憧憬日本文化的男孩子,我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鼓励他才好呢?的确,日本是有着许多很尖端的摩托车和计算机之类的科技产品,但是,却没有领着孩子们与自己一起工作的父母亲啊!
1985年12月
■高桥敷
昭和四年(1929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堺市。毕业于(旧制)松山高等学校、京都大理院,宇宙物理专业。担任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被NASA、秘鲁劝业部招聘录用,赴安第斯工作。后来,又在秘鲁、委内瑞拉各大学讲授宇宙科学、教育统计学。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回国,在教育研究所工作,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聘任为研究员等。作为教育评论家,为报纸撰写连载文章,举办广播讲座,非常忙碌。
著作–《家庭中的日本人》、《日本的妈妈、世界的妈妈》、《新教育读本》、《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等。
《丑陋的日本人》译后随记
(一)
2008年5月,江南大地正是萤飞草长、繁花似锦。此时,新闻媒体传来消息:历经千山万水的奥运祥云火炬开始在古城苏州传递。而几乎同时,古吴轩出版社的朋友告知我《丑陋的日本人》已于近日出版,我应邀与出版社签了一份格式合同。按理说,在这暖风和煦的季节,在这圣火传承的时刻,操劳多时的译作问世,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是,对于我来说,那种本该激荡奔涌的潮水,却始终没能浸润我心湖的落寞。也许是因为《丑陋日本人》这本书多灾多难的经历,在我的心中打下了过于深刻的烙印吧。
《丑陋的日本人》原作可谓是命运多舛。当年,它在日本初版,曾经遭到当局的查禁。作者高桥敷先生也因为书中犀利的言辞而激怒了某些日本人,甚至连连遭到辱骂:”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可怜高桥先生不堪重压,曾经一度藏匿他乡。无独有偶,去年冬天,当我接到翻译这本书的任务时,恰逢中国南方遭遇严酷的冰雪灾害。全国先后有20个省遭遇了50年一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袭击,电力中断、交通瘫痪,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戊子年的春节,我带着翻译用的所有工具回了江南老家,本打算利用那几天假期赶一赶翻译的进度。可是,谁料想,江南民众防备”酷暑”经验丰富,而于”严冬”却是缩手无策,空调都是单冷式。我实在经不住那冰窟窿般的寒冷,便猫在床上,用电热毯取暖,勉强可以支撑每天数千字的进度。5月中旬,正当该书付印之际,忽然间,汶川地动山摇,百姓家园尽失,无数生灵涂炭……每天,我都在为灾区人们的苦痛而伤感,为抗击灾难的人们的行为而感动,为自己怎样才能为灾区的百姓出点力气而焦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大难,掩埋了我对作品问世的一点喜悦吧。
(二)
在着手翻译本书之前,我在互联网上就《丑陋日本人》及其作者的资料进行了检索。有文章认为,《丑陋日本人》是继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又一部分析东亚民族国民性的力作,它不是一部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之作,而是一部冷静描述和分析日本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的学者之论……译完全书,对于上述评论我基本赞同,不能苟同的是作者对《丑陋的中国人》与《丑陋的日本人》两书之间关系的定位。高桥先生的《丑陋的日本人》是由日本原书房出版社于1970年初版的,1985年再版。而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是写在其后,并且于1985年左右与《丑陋的日本人》一起,通过民间渠道传入中国大陆的。因此,恐怕很难理解关于”……是继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又一部……”的说法。另外,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部引用了克里斯托弗的《日本精神》、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丑陋的日本人》,经查证,实在与高桥先生的原作没有丝毫的关系。网路文章介绍高桥先生时,说他是位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学者、原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等等。而他的更确切的身份应该是宇宙物理学家,并且从未担任过”日本驻阿根廷大使”一职。这从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高桥先生毕业于(旧制)松山高等学校、京都大理院,宇宙物理专业。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的第二年(1959年)被招聘录用,赴安第斯工作。后来,又在秘鲁、委内瑞拉各大学讲授宇宙科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
(三)
翻译一部著作,尤其是高桥先生这样一部历史跨度大、地域辽阔、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的著作,要想做到”达意”、”传神”,确实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也许是科技工作者出身的缘故,高桥先生的语言别具特色,他喜欢用科技论文的简洁来抒情写景,喜欢用物理学的原理来叙事状物。好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日本语言文学教授,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便通过设立在”CHINAREN”网站上的”同学录”,张榜请教,有点类似古代张贴”招贤榜”的做法。可是,我的那些朋友们热衷于聊天逗趣,全然没有”扶危解困”的热情。旅居海外的S君是个例外,为了帮我解决难题,作了很大的努力,谨此表达我深深的谢意。事后,S君对我说:在向公司的日本同事请教难题时,他们往往是瞄一眼,转身便走,还说”没见过这么难的日语”。我深深地同情他们的遭遇,我们何尝没有品尝过类似这样看不懂母语的尴尬?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特举两个例子,供读者朋友鉴定:
原文之一:十年前、南米の松の林に駆け寄ってなよなよした绿の针叶をつかんだときしみじみとあふれた异郷の涙も、月の世界のように青黒く澄んだ空の下、アンデスの赤肌に舞うコンドルの轮に、いつの日にか自分の墓所もあの下にあろうかと、ふと脳里をかすめた孤独の恐ろしさも、今はすぎ去った思い出の一つでしかない。かすかに笛の音を送るナイルの夜风に、?
から升る砂漠の月をむかえて、あるいはナツメヤシの干をゆるがすリズムに、カリブの岛影に沈む日轮を见やって、狂おしいばかりの祈りをこめた祖国の山河は、今私とともにある。
译文之一:记得十年前,我南美的森林中奔跑,紧紧抓住柔软翠绿的松树针叶,思念故乡的泪水夺眶而出。有时,我仰望着远处,在那如同月球般澄澈湛蓝的天空下,神鹰绕着光秃秃的安第斯山峰飞舞盘旋,看着它在空中自由滑翔的样子,我的脑海里猛然掠过一个孤独恐怖的念头:也许有一天我的尸骨也将埋葬在那片蓝天之下。当时的那些孤独可怖的念头,如今却已转变成了对逝去的岁月的一种回忆。我曾经在飘荡着悠扬笛声的尼罗河的夜风中,拥抱过从东方升起的沙漠中的明月;我曾经在摇动着枣椰树枝叶的优美旋律中,眺望过徐徐沉入加勒比海水光岛影中的朦胧夕阳……如今,我曾经倾注了自己最真切的感情祈祷过的祖国的山河,已经与我同在了!
这是一幅抒情写景的画面,译文所剖析出的层次,应该说是对作者原意的一种很好的诠释。
原文之二:モザイクの住居、オブジュの教会、六角形のシネマやドームの国会、一本の柱に至るまで计画しつくされたあらゆる芸术品は、ここでは自动车の行动半径の接触によって、自然公园を背景につながり合う自由电子一つぶでしかない。
译文之一:那些带有各色精细瓷砖拼案镶嵌细工的住宅,那些庄严的教堂,那些六角形的电影院,那些拱顶国会, 连每根柱廊都设计得非常精致的各种艺术品, 这时他们也只不过像汽车突然九十度大转弯时产生的自由电子颗粒一样,和自然公园的背景融合到了一起。
译文之二:那些用各色精细瓷砖拼案镶嵌的住宅,那些庄严肃穆的教堂,那些六角形的电影院,那些拱顶的国会大厦…… 连每根柱廊都设计得非常精致的各种艺术品,与自然公园的背景浑然一体。
译文之一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把作者借用物理学原理所作的比喻也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了,尽管他的原意肯定是很美、很贴切的,可是,我们普通的读者看不懂。于是,就按照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的不可译性”原理,在译文之二中,将”像汽车突然九十度大转弯时产生的自由电子颗粒一样”一句省略,以便于更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也便于读者的理解。
(四)
《丑陋的日本人》的责任编辑是由古吴轩出版社副总编陈雪春兼任的,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凝聚了她大量的心血。前些年,她曾为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做出巨大努力,正是她促成了柏杨先生首次授权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丑陋的中国人》,后来又相继出版”经典柏杨”系列作品。该书在大陆的销售量已经超过20万册。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2004年8月在大陆出版后,她就开始考虑购买高桥先生《丑陋的日本人》的版权,并多次托人在日本寻找线索。可能是因为高桥敷先生年事已高,与外界少有联系的缘故,购买版权事项颇费周折。2007年的秋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说北京和东京的两位朋友已经答应帮助联系高桥先生或者家人,年内可以办妥该书的版权事宜。
前些时候,陈雪春很忙,忙得几乎没有接听电话的时间。由于柏杨先生的逝世,媒体轮番采访她与柏杨先生交往的情况。
我与陈雪春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中,敬业、温和与乐于助人,是她最重要的特色。无论是在南京大学读书,还是在《姑苏晚报》当记者,或者是在古吴轩出版社做副总,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严谨、踏实,她走路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匆且悄然不闻声响,交谈时又总是那么温和且不失热情与体贴……可能是忙碌与操劳的原因吧,似乎不管在什么时候见到她,都能够隐约感觉到她神情中淡淡的忧郁与疲惫,不禁令人感叹:这岂不是造物主为了衬托她那侬侬吴语而营造的一种和谐氛围?
(五)
本来,这本书的译者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吴越汉魂。早在2005年,陈雪春决定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曾经约好的。他是一个患病的青年,严重的疾病剥夺了他求学的权力,可是他自学日本语数年,并且进入日语专科学校进修,平时利用观看日本动画片等机会学习日语的听力和口语,有了比较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他曾经读过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被文章中深刻的批判精神所感染,认为,《丑陋的日本人》可能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因此而特别期待着这本书版权购买的成功,期待着早日能够着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可是由于版权购买迟迟不能落实,时间终于不允许他再等,在2006年10月一个薄雾初起的清晨,病魔终于夺去了他22岁年轻的生命,而翻译《丑陋的日本人》却成了他一个美好的遗愿。今天,我借《丑陋的日本人》出版之际,记录他的这个心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并把这本书献给他–我的儿子,我的朋友!
《丑陋的日本人》译者 南京大学外聘教师 王新民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于石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