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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历史改编的HBO最新剧集《Chernobyl》几乎一集封神,在国内外各大视频网站引发好评不断。

故事还要从1986年4月26日说起,莫斯科一间破旧的房间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录音设备缓缓说道:“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错把谎言当作真实,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我们就再也认不清真实了。到时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弃了解真相的希望,并且说服自己相信编造的故事,还剩下什么?”

他就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无机化学家、担任Chernobyl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瓦列里·勒加索夫。之后,他上吊自杀。他在一系列录音带的最后说出的这段遗言,为整部剧集定了基调。

真正危险的不是核辐射

《Chernobyl》聚焦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据媒体报道,这次事故“向外释放的辐射量相当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500倍,波及的人口超过320万。灾难发生后,仅俄罗斯受辐射影响的地区就有19个,土地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60万。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

时至今日,Chernobyl仍然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但比起事故的悲惨程度,该剧揭露更深的是人性之恶的深度,正如宣传海报上所写的:谎言的代价是什么?(What is the Cost of Lies?)编剧麦辛(Craig Mazin)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说到:“在Chernobyl,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核辐射,而是人的谎言。”

爆炸发生后,工程师阿基莫夫说:“别担心,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是一些奇怪的事发生了。”闻讯赶来的官员来到核电站听取灾情汇报,他们得到如下版本:事故已经得到控制,仅有轻微辐射影响,且仅限于核电站内。

当有人看见沿途有不少呕吐和烧伤的人,意识到灾情可能比官员的汇报更严重时,建议立即撤离。于是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时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领导站出来发言:“现在国家告诉我们情况不危险,那我们就要有信心,同志们。国家告诉我们想要避免恐慌,那我们就要仔细聆听……以我的经验,当人问不应该问的问题,只要简单地回答他们:‘做好你自己的事,国家的问题交给国家’。”

在导演看来,老领导的一番言论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前苏联官方的意识型态。导演解释说:“在灾难的另一头,你看到国家仍在拒绝接受并试图压制真相。他们的第一直觉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是真实的吗?还是编剧的艺术虚构?无论在这部美剧还是残酷的现实中,谎言无疑是灾难的真正主角。官员对时任苏联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夸下海口,称核反应堆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就好像在红场摆了一个茶壶一样”。事故发生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

直到两天后,瑞典核电站检测发现辐射值异常时,真相才渐渐暴露。然而,即使在外交压力下,前苏联仍顽强地企图告诉全世界和自己的国民,Chernobyl一切正常。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上百位亲历这场灾难的人,写成了《Chernobyl的悲鸣》一书。书中一位记者出于职业敏感,对当时苏联媒体的报道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斯大林时期的词语重新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型态。”

“‘你听欧洲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吗?’我的编辑问我。我什么也没说。‘我们根本无须在报纸上对此事表现得大惊小怪,危言耸听。给我写得详细一些,多写点关于英雄的事情’”。这么做的结果是,“人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电视或广播——他们从大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信息,用这种方式找到的信息更可靠。”那些大人物呢?他们对人民说,“我们将会在地球上为你们营造一个天堂。你们只需要留在这里,继续劳动”,而他们自己“正在某个地方加工一些特殊的食物,有人还看见大人物们全都拎着自己的手提箱……”

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化身?

为什么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国家机器会选择罔顾事实、粉饰太平?社会学家阿伦特将极权统治称作“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因为他们公开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外部群众。他们对谎言丧失了敏感,因为他们的统治本身就是建立在“虚构世界”的基础上。

当前苏联从精神甚至肉体上将“神父”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用对国家权力的依恋和崇拜填补人们的信仰空白,他们选择隐瞒灾情、推卸责任、在一片悲惨和狼藉中寻找英雄事迹来讴歌和庆祝,几乎是一种逻辑必然。任何一个组织、体制,只要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就必然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

当然,并不是说让体制做“背锅侠”,一场人道灾难就可以翻篇了。加尔文说:“当上帝要审判一个族群时,祂就给他们邪恶的领袖。”我们很难在体制和个人之间心安理得地做出切割,好像灾祸的根源仅仅是邪恶的体制,和我们个人毫无关系。正如瓦列里最后在法庭上的陈述所言,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化身。

在事故发生之前,安全测试已经经历了若干次失败,副总工程师坚持测试,测试是否成功和他的职位绑在一起。对不愿配合的技术人员,副总工程师同样以失去职位相威胁,逼对方就范。消防队员站在高辐射的堆芯碎片旁边,却被告知只是来扑灭一场普通的大火。整座城市已经被核泄漏引发的放射性尘埃笼罩。灾情层层上报到中央,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变得只是如同做一次胸透一样微不足道。

害怕失去工作、想要升职、担心生命遭到威胁……换句话说,撒谎者像你我一样,试图用谎言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免遭失去。藉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恐惧,谎言使我们成为罪恶的掳物。毕竟,如果我们因为惧怕丢掉饭碗而心安理得做着假账,或者因为面子问题而隐藏自己卑鄙龌龊的一面,即便我们庆幸自己是Chernobyl的局外人,我们也终将被另一种灾难抓住。这就是罪的律。《Chernobyl》迫使我们直视自己身上的阴暗面,我们无法确定,如果自己处在他们的境况会比他们做的更好。

美国保守派犹太作家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提到:“你们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吗?”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之后,他继续说:“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知道,人性基本上并非良善。如果你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傻瓜。事实上,我不能容忍这种信念,即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特别是在犹太人经历奥斯维辛之后。

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靠的是信仰的终极飞跃,而非逻辑和理性。我并不是说,人性基本上烂透了。人性确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你必须像淘金一样把它淘出来。这个过程很难。”

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将人自身比作一座破败的农庄,“每样事情都可能导致犯罪,在内因为口腹之欲而犯罪,在外因为名声和企图而犯罪;无论我是什么、不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最终,我不可能不是罪的材料和燃料。”

最要紧的是对自己绝望

就在《Chernobyl》全球热播的前几年,俄罗斯拍过的一部同样题材的剧集《Chernobyl·禁区》。该剧讲述了几位俄罗斯青年用时光机穿越过去阻止核泄漏,最终改变历史的故事。剧中,苏联代替了现实中的美国主导了世界的秩序,而美国反而因为核泄漏日渐衰落,最终在内战的炮火中陷入危机。有时人们并不情愿反思,反而热衷制造新的神话。

《Chernobyl》所聚焦的不仅是核灾难,也是人性的灾难。它关注真相和谎言,恰好,这也是《圣经》所关注的内容。耶稣即将被钉死之前,对有权钉死祂的罗马总督彼拉多说自己是为真理的缘故而来。彼拉多则问:究竟什么是真相(真理)?彼拉多并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摇着头离开了。

这个问题在彼拉多接下来的行动中得到了部分解答。他离开耶稣,面向群众,道出他自己所知道的真相:“我查不出祂有什么罪来。”但在群众“钉祂十字架”的呼声中,彼拉多妥协了,因为害怕“生乱”,并“要叫众人喜悦”。真相就是一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罔顾事实、扭曲真相,甚至不惜杀人。

这就是耶稣来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都是罪人。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幻想,就不得不用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掩盖我们自己破败不堪的现实。国家的盼望不是寻找到一位道德和智慧卓越超群的人,而是将所有人一视同仁地放在罪人的行列里,个人和社会才站在了正确的根基上。

进化论试图告诉我们进化的过程必然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既然我们脱离了野兽,就一定走向天使。但谁能保证我们告别了野兽,不是正在走向魔鬼呢?对人性的傲慢使我们既不站在野兽的阵营,也不站在天使一边,而是站在地狱的行列。

最要紧的是对自己绝望,以至于我们可以抬头仰望,这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真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病人不会拒绝良医,务实的态度是既不否认生病的现实、以为一切邪恶的罪行都是“他们”的问题,也不悲观地以为人类得了绝症、毫无康复的希望。

疾病中的约翰·多恩在自我省察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但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呈现出来,上帝“就加以怜惜的理解,当作悔过来接受”,就开始对我们的灵魂动手术。

多恩体会到,上帝将我们身上的斑点一个个挪到耶稣身上,直到我们能毫无斑点地仰起脸来。当人了解到这一点,罪就不再是我们隐藏、抗拒和恐惧的对象,相反,“我胸前和灵魂上的这些斑点,在我眼里如苍穹的星云,将我感恩的默祷引向你的右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在之处。”